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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2)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
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3)宋重理学(4)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5)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6)先生的话: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国民新报副刊四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7),也爱看四杰村(8),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9)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
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10)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道:
“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话又说远了,回到本题去。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11)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12),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13)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今天到东城去教书,在新潮社看见陈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学门口看见现代评论,那闲话里正议论着章士钊的甲寅,说‘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这么一来,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现在特地声明:我原先是不过就一般而言,如果陈教授觉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弹。要我在‘至今还没有完’之后,加一句‘如陈源等辈就是’,自然也可以。至于‘顺我者“通”’的通字,却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据就在章士钊之曾称陈源为‘通品’。别人的褒奖,本不应拿来讥笑本人,然而陈源现就用着‘土匪’的字样。有一回的闲话(现代评论五十)道:‘我们中国的批评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在地上找寻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按照他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气’,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土匪,积案怎样,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现在倘有记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权威’六字,即曾见于民报副刊广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这位陈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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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2)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
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3)宋重理学(4)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5)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6)先生的话: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国民新报副刊四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7),也爱看四杰村(8),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9)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
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10)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道:
“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话又说远了,回到本题去。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11)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12),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13)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今天到东城去教书,在新潮社看见陈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学门口看见现代评论,那闲话里正议论着章士钊的甲寅,说‘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这么一来,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现在特地声明:我原先是不过就一般而言,如果陈教授觉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弹。要我在‘至今还没有完’之后,加一句‘如陈源等辈就是’,自然也可以。至于‘顺我者“通”’的通字,却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据就在章士钊之曾称陈源为‘通品’。别人的褒奖,本不应拿来讥笑本人,然而陈源现就用着‘土匪’的字样。有一回的闲话(现代评论五十)道:‘我们中国的批评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在地上找寻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按照他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气’,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土匪,积案怎样,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现在倘有记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权威’六字,即曾见于民报副刊广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这位陈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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