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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家账上开支的。但那会是一种什么日子？这种日子从谭老老先生和谭老先生留下来的那一群老老太太老老姨太太和老太太老姨太太们身上已经可以得到充分的明证了嘛。她两不想再加入这一个终年穿着黑缎子黑丝绒黑香烟纱黑毛直贡呢黑条子府绸黑旗袍裙和黑晚礼服的队伍，去守着下一个也将在五十二岁前憔悴而去的男人，像一个影子似的不死不活地被喂养着，营营苟苟地操碎那毫无意义的心机。
（意义？难道我们今天还要谈论什么意义？是的。要谈。当有人一面故作冷漠地告诫世人根本不存在任何生存意义生存兴味，一面却又猴急燥热地在稿费汇款单上签字点收，一面在盘算下一步投资趋向的时候，我总觉得，也到了这种蹩脚的玩闹剧收场的时候了。）
许家姐妹原本就没打算指望在谭家“交代”掉自己的一生。当初跨进这个谭家门，也是“出于无奈”当然了，当初“逼迫”她两的既不是谭雪俦，也不是经易门，更不是她们许家的什么人，应该说是她们自己把自己“逼”进谭家这个大门里来的。当时还得感谢谭雪俦，使她两免于陷入更不能自拔的困境。但这许多年，她们两，无论是做姐姐的同兰，还是做妹妹的同梅，都为这种“感谢”付出了足够大的代价。作为一个女人，她们对得起谭家门。现在已是她们来想一想自己以后到底应该怎么活的时候了。再不想，可就晚了。其实，她们也不是要乱来。她们曾经为了逃避谭家以外的那个世界，走进了这个大门；现在只不过想走出这个大门，重新回到那个世界去再试自己的羽翼而已。
许家姐妹不是上海本地人。老家在江苏六渎镇。或者应该这样讲，许家姐妹祖籍上海，后来因故搬迁到六渎镇。姐妹两无奈，只好出生在六渎。那是一个专出桅子花白兰花的小地方。地方虽小，却襟连太湖，四面环水，天然由六个大小不等的小岛和七八十座或拱或不拱的石桥组合而成。可说是因水独成一方天地，独立于东南一隅。六渎虽然位处开发极早而又极富庶的苏锡常三角地带，但由于水的阻碍，连片高大芦苇丛的掩蔽，千数百年来竟然少被人知晓。一直到那位久督两江、一人兼掌文武九印（将军、提督、巡抚、河督、漕督、盐政、上下两江学政以及两江总督）的李文瑞，调任京司都察院，某年某月出巡五城，某日路过此地，偶然间发现这几个湖内小岛，氤氲缭绕，清波不绝，是之大为喟叹，发誓退隐后，要以此地为终老之处。后来果不其然在这儿修建盛大宅院，以“退则思过”之意，命为“退思园”自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各朝各代的高官名士相继效仿，纷纷到此买地建宅筑园“烩作一锅”以至于北洋政府的部长督导、民国政府的阁僚将军纷纷忝列末位，红门灰墙，古树深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倒是解放后那些退休的省军级干部大多愿意去热闹的场所，比如省城和中央直辖市市郊建楼养老，并不稀罕这儿的幽静古雅，少有上这儿来划宅基地的，这儿才一度又变得偏僻冷清起来。
许家姐妹的父亲（或者是祖父）便是这个小镇邮政局局长。这位长者年轻时，做上海苏报的记者。在著名的蔡（元培）、吴（敬恒）、汪（文博）、陈（彝范）四大主笔手下驰骋，跟余杭的章炳麟、华阳的邹容过从甚密。他对邹容说过这样的话：“你是‘革命军中马前卒’。我是马前卒的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在苏报连载前，他曾连日连夜为邹容手抄了十好几份，秘密在亲朋好友中代为传播。后来又花去自己整月整月的薪金购买载有革命军的苏报，四下散发，还往国外邮寄。苏报事发，邹容章太炎人狱，他也被通辑。那位曾被他敬崇如父兄的大主笔汪某人，却逃到湖南，终于俯首甘为皇上牛，以一支如椽大笔，在清廷主子跟前换了个七品顶戴花翎，做了个小小不然的县太爷，还给他去信劝说道“邹容壮烈，固可因可点，亦可叹可泣，但今日之中国亟需的不是以卵击石的勇夫当能从长计议之为妥；如一时无有其他活路”可去他县衙谋一闲职“以待来日”云云。
但他没有去就那个“闲职”而是沉默地回了老家。娶妻生儿育女。生了两个儿子。死了一个。生了两个女儿。偏偏全活了。
但许家的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
那天，儿子从学堂里回家，显得特别苍白。紧张。孩子们的母亲在生这个小儿子时，死在了产床上。小男孩从小就是两个姐姐带大的。两个姐姐对这个弟弟的一举一动，都尤其敏感。关切。弟弟没吃晚饭就把自己关进了小房间里。谁叫门都不开。全家人都特别纳闷。这一向，他读书读得特别好，总能在全校考前三名。前一向，校长带他到苏州城里参加国语演讲比赛。得了个奖杯。还代表六渎镇，到上海参加了什么比赛。以往，这种参赛机会，上头都给了苏州无锡城里的孩子，绝轮不到六渎镇的孩子。这一回扬眉吐气。动身的那天，全镇的宿老都来为他送行。可谓爆竹连天。宿老中的顶尖人物、那位两江总督李文瑞的长子、曾在安徽兵备道任上响应武昌义举而成了辛亥革命元老的李鼎元拉着他的手，亲口许愿道：不要说考到上海小囡的头里去侬只要把苏州城里的那几个考生比下去了，我伲（他指了指站在他身边的几位满老）一定保举侬去东洋（日本）留学。校长说，去东洋不稀奇。苏州城里的小囡在东洋留学的已经“莫佬佬”（很多）了“那就去法国。法国。埃菲尔！啊？！”“法国好李老跟法一西共和国驻华大使让蒙代尔将军素有深交、这桩事体交到李老手上，就等于已经办成了。好。好。好好好好。李老们异口同声，就这么定了。考完后发榜，弟弟果然把苏州无锡城里的孩子比了下去。为什么不提去法国留学的事了？弟弟为什么如此沮丧？难道那些宿老言而无信、红嘴白牙地耍弄了我们的弟弟？姐姐们暗想，便留下一人在门外继续守住在房内偷偷饮泣的小弟，另一人便匆匆往学堂赶去。
六渎镇学堂紧邻文庙。文庙里不种桅子花白兰花。文庙里只长千年古柏。所以显得特别静穆。
校长单身在学堂里住着。老柏树下那两间孤零零的平房，就是他的宿舍、他不在。房门上挂着锁。教务长和督学倒是在，但他们两位好像都有什么难言之隐，吞吞吐吐地只是在敷衍这位做姐姐的小女子。第二天，瘦弱的小弟仍不肯出房门。学堂里却来人把爸爸叫去了。爸爸是坐邮政局自备的尖头艇走的。在六渎镇、门前屋后都是水。小艇是最不能离身的行走工具。到中午时分，小艇回来了，爸爸却没有回来。问艇上的人。艇上的人讲，局长到文庙去了。姐姐中的一位忙划起小艇，赶到文庙。庙祝告诉说、他已经走了有一根烟的工夫了。姐姐问，他在这儿做啥？庙祝告诉说，他只是发呆。哭泣。
他说啥了没有？
没有。
姐姐找到爸爸，已是傍晚时分。他坐在早已废弃了的南码头上，面对着波波作响的湖面和哗哗摇曳的芦苇，默默哭泣。
那位校长带小弟到上海去参赛，没住在赛务组指定的某所中学宿舍里。校长带十四岁的小弟到旅馆里开了个房间。他们睡在一张床上。做了某种事。让旅馆的茶房看见了。应该说，先是听到了，听到了弟弟痛苦、惊惧的叫声，后来又特地绕到后窗外去看。看得很清楚。于是传开。就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据说上一次这位四十来岁的单身校长带小弟到苏州去参赛，也是去外头开的旅馆。因为没有人听壁脚，就没发觉。
校长已经被镇公所派来的治安员带走。
同时上头（包括那些宿老）决定，取消小弟去上海参加复赛的资格，自然也取消了所谓去法国留学的允诺。更让姐姐们想不通的是，所有的人都像躲一个麻疯病人似地躲着小弟。连新来的校长竟然也多次暗示家里，最好让小弟转学，或者暂且休学一个阶段。两位姐姐气愤填膺，弟弟是受害者，年幼无知的他何罪之有？她两不顾涕泪交加的老父亲（或老祖父）一再恳求和劝阻，轮番地去找新校长、校董会、行署、县督学，甚至找到孔教会，最后一直冲进李老李鼎元先生家。为此，大姐许同兰几乎说得嗓子眼里都哈出了血，却依然没有用。那些功成名就的前辈们没有一个不是很客气地给两位姐姐让座。沏茶。没有一个不是关心备至地询问小弟的近况。他们一致认为小弟是无辜的。但是，一到正式的公开的场合，却没有一个站出来为小弟说一句公道话。谁也不想跟这么一个“身心都已然不干净了的”孩子沾边。倒是学校方面催促小弟转学，一天比一天显得急切直露和更没有商量的余地。为了学校的声誉，他们说他们不得不如此。
父亲的左半身在一阵突发性的痉挛后，悄悄地麻痹了。
小弟大病一场，后，也只得休学。尔后，他突然提出要去上海学戏。学花旦或青衣。爸爸（或祖父）当然不答应他去做戏子。不愿意小弟用这种极端的举动刺激镇上那些宿老。
但小弟不肯。历来瘦弱而又文弱的他，居然冲进房间，拿起刚磨过的剪刀，就往自己的喉咙管上戳。而且真的戳了下去。如果不是两个姐姐扑救及时，后果不堪设想。她两哭着哀求父亲放他。以后的日子里，她两曾无数次地后悔那一瞬间的软弱。她们答应父亲，她们会尽全力来呵护这个弱小的弟弟。以后的日子里她们才知道，她两当时居然敢作那样的保证，也是非常的幼稚非常的无知非常的莽撞。
只好放他走了。
一年后，她两到上海去找弟弟。因为一年来他只给家里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刚到上海时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四五个月前写的。到上海才知道，他并没有学唱戏。十六岁的他再开蒙学戏，显然太晚。几经周折，他终于被一个唱老生的女人收留，做了她贴身的跟包。这位三十岁的老生虽说是个女流之辈，但一旦卸了装，你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上嘴唇上长着一层密密的茸须，是的确应了巾帼不让须眉这一类俗了又俗、但又千真万确的老话的。这位女老生待他很好。根本不需要什么姐姐的照顾接济。当同梅、同兰两姊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在南市一家只能容纳三几百人的小戏院子后台第一次看到分别才一年的小弟时，她们惊呆了。他泰然地坐在一只硕大的戏箱上。身边一张道具桌上放着一把紫砂茶壶。他很油光很油光地梳着那种为六渎镇上的正经人最讨厌的大背头。一件满地宝蓝隐花缎长衫得体地撩起小半截下摆，放在跷起的腿面上，就势露出里面穿着的那条白府绸扎脚管长裤和一双黑漆皮滚过直贡呢面子圆口布鞋。手里还拿着一把王星记扇庄做的大号水磨竹泥金扇面黑折扇。兼护着身边一把空椅子。空椅座里放着一件当时上海滩上最时髦的海虎绒女大衣，一只白色的缀珠银片坤包和一个特制的红漆皮机关锁化妆箱。他下意识地无所事事地开阖着手中那把大号黑扇，视而不见地睁着一双空空洞洞的眼睛。但只要有人一不留心可能碰到那把茶壶，他一定会即刻做出反应，相当紧张地伸出手去护牢茶壶。茶壶托在一个泥金漆绘木盘里，外头裹着一层薄薄的绣花丝棉套子。壶嘴里塞着一只小巧的玉坠。另有一根金链条把这个玉坠连在了壶盖上。这是专门预备来给那位疼爱他的女老生饮场用的。自是非同小可。台前的戏迷票友，天天来这里，当然是为了听戏捧角。但有的人却顺便地还要看看伺候饮场的跟包。看跟包如何端着茶壶上场，如何走出几步不紧不慢，如何递上茶壶不近不远，衣着打扮如何不媚不俗跟包的一抬腿一转身，同样给这些戏迷票友以充分的联想和新鲜的刺激。为此，他们也会给出一个满堂彩碰头好。因此，角儿和角儿之间，既在唱念做打上别苗头，也常常在各自的跟包身上别苗头。因此，有时也舍得在挑选、训练、包装自己的跟包上下一定的功夫，花相当的本钱。
小弟和那位女老生的关系，好像跟其他跟包和角儿的关系还有点不太一样。好像还更深了一层。
那天，面对欣喜万分、泪流满面的两位姐姐，他用一口娴熟的京白，拿腔拿调说的第一句话却是，鬼魔子魇道，谁让您二位上这儿来的？卖炭的跟着卖冰水的，有个好吗？快请回吧。从今往后，甭再跟我费那精气神儿了。
许家姐妹从此以后绝对不进戏院。在旁人看来，那舞台上一番五彩斑谰咿呀铿锵，真是既金碧辉煌又回肠荡气，听着看着都是痴情痴意的沉湎和忘怀；而对于她两却无一不是对弟弟痛苦回忆的刺激。是侧幕条内化妆间里种种苍白和难堪。而她两当时面临一道更艰难的关口是，怎么把亲眼目睹的这一切向父亲（或祖父）报告。如果实话实说，那肯定会要了他老人家的命。父亲（或祖父）回到六渎以后，以他的勤勉和谦和少言而博得乡里的尊敬。他起初只是在中学堂兼几节课，（他只教自然常识和数学格致一类的课。其实他的长项在国文。但他拒绝教国文。在经历了刚经历的那些事件后，他觉得自己无论怎样也无法再向幼小天真的孩子讲授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绝不出来应仕，不肯“敬天而事鬼”）对镇上那些前朝或当朝隐退的达官贵人，他既不去得罪，但也绝不去巴结攀附。他要留下真诚的“自己”只做一件事，把儿子教成人，教成一个有本事有胆识能成就而强过他自己的人。也许后来一切的悲剧正发生于此。他对待儿子的确太“中国化”了。他无时无刻不把儿子置于自己的视界之内。无时无刻不为儿子做着他认为必须做的一切。他省吃俭用：为了儿子。他早起晚睡：为了儿子。他欣喜：为了儿子。他忧虑：更是为了儿子。他一天可以对儿子说一百个“不”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而那时儿子也许还刚满四岁或五岁。一天之内他又可以对儿子说一百个“应该”你应该做这，应该做那。而这时儿子也许还不满五岁。他分析儿子的每一个眼神。计较儿子的每一点变化。他住房并不宽裕，他却特辟了一个单间给儿子做书房。为了儿子心不旁骛，他让两个女儿承担了儿子应做也能做的一切杂务，包括他自己生活上的琐事。他定期到无锡苏州去为儿子购买新出的书籍。六渎镇长时间没有自己的邮政局，都是由六七里外县城关镇邮局代办。那些大户人家并不希望这儿通邮。他们间隔个三五天便派个仆人去城关取一趟邮件。如有什么急件，城关邮局也会派人专送急递。没有邮局并不影响他们跟外界的联络，却只会增加他们在这儿隐居的清趣。但对于一般居民来说，就不是这样了。特别是对许家的这位男主人，他要为儿子订阅外头最新的报章杂志。他还有众多当年的同志朋友在跟他频频通信。等待这些邮件、反复看阅这些邮件，几乎已成了他当时最后的唯一的生活期盼。但他总不能天天走六七里（划船）到城关取邮件。因为邮车不准时，有时上午去了，一直等到下午才能取到手。如果邮车半途抛锚，还有可能空着手回来。想来想去，还是得给自己的镇子争一个邮局。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能在这里“活得下去”他不仅争到了，而且还答应出山担任这个一共只有两个人员编制的“邮政局”局长的职务。
儿子就是这样，在父亲（或祖父）强大的阴影下长大，在姐姐无微不至的爱护下长大。一直到上中学，他晚上还是跟两个姐姐睡一床。如果没有一个姐姐搂着他的后腰，他自己又不盘曲起腿搁在另一个姐姐的腿上，这一晚上他就无法安然入睡。他在父亲需要他懂的那些领域里，他懂得比谁都多。而在不让他懂的那些方面，他又的的确确完全空白。他比谁都任性。他又比谁都柔弱。敏感。他比谁都自信，但在很多的瞬间，他又常常被一种无名的自卑困扰，特别是看着那些在他窗外来来去去可以自由自在大声叫喊大声吵闹的同龄人。他们对于他都是些陌生的熟人。好像一颗铜弹当啷当啷地弹跳着从一块玻璃板上溜过，是响亮的，却留不下任何痕迹。他们总是在他窗外。一直到遭人突然唾弃前，他都认为所有的人都像他父亲（或祖父）那样有求于他，也像他姐姐们那样挚爱着他。甚至到那个混蛋校长装着为他面批习题，搂住他，一边讲解，一边作各种贪婪的捏摸时，他还暗自以为是姐姐们平时跟他开玩笑所作的那种呵痒。只是为了尊重校长的面子，他才没有笑出来没有躲避。校长第一次气喘吁吁地对他说，我老喜欢侬的，他还真的很受感动。后来，校长就上了他的床。做出各种急促的动作。他才有些害怕。但总怕伤了校长先生的面子，不敢推拒。以至于强暴发生，那家伙像头肥猪似的从他身上滚落，他把脸深深地埋在枕头里，无声地抽泣时，脑子里涌来的第一个对策，还是父亲（或祖父）谆谆教导的：小弟啊，你无奈做了我们这种人家的儿子，这一生恐怕都得忍辱负重。只有忍得住，日后方能有出头之日。
谭家账上开支的。但那会是一种什么日子？这种日子从谭老老先生和谭老先生留下来的那一群老老太太老老姨太太和老太太老姨太太们身上已经可以得到充分的明证了嘛。她两不想再加入这一个终年穿着黑缎子黑丝绒黑香烟纱黑毛直贡呢黑条子府绸黑旗袍裙和黑晚礼服的队伍，去守着下一个也将在五十二岁前憔悴而去的男人，像一个影子似的不死不活地被喂养着，营营苟苟地操碎那毫无意义的心机。
（意义？难道我们今天还要谈论什么意义？是的。要谈。当有人一面故作冷漠地告诫世人根本不存在任何生存意义生存兴味，一面却又猴急燥热地在稿费汇款单上签字点收，一面在盘算下一步投资趋向的时候，我总觉得，也到了这种蹩脚的玩闹剧收场的时候了。）
许家姐妹原本就没打算指望在谭家“交代”掉自己的一生。当初跨进这个谭家门，也是“出于无奈”当然了，当初“逼迫”她两的既不是谭雪俦，也不是经易门，更不是她们许家的什么人，应该说是她们自己把自己“逼”进谭家这个大门里来的。当时还得感谢谭雪俦，使她两免于陷入更不能自拔的困境。但这许多年，她们两，无论是做姐姐的同兰，还是做妹妹的同梅，都为这种“感谢”付出了足够大的代价。作为一个女人，她们对得起谭家门。现在已是她们来想一想自己以后到底应该怎么活的时候了。再不想，可就晚了。其实，她们也不是要乱来。她们曾经为了逃避谭家以外的那个世界，走进了这个大门；现在只不过想走出这个大门，重新回到那个世界去再试自己的羽翼而已。
许家姐妹不是上海本地人。老家在江苏六渎镇。或者应该这样讲，许家姐妹祖籍上海，后来因故搬迁到六渎镇。姐妹两无奈，只好出生在六渎。那是一个专出桅子花白兰花的小地方。地方虽小，却襟连太湖，四面环水，天然由六个大小不等的小岛和七八十座或拱或不拱的石桥组合而成。可说是因水独成一方天地，独立于东南一隅。六渎虽然位处开发极早而又极富庶的苏锡常三角地带，但由于水的阻碍，连片高大芦苇丛的掩蔽，千数百年来竟然少被人知晓。一直到那位久督两江、一人兼掌文武九印（将军、提督、巡抚、河督、漕督、盐政、上下两江学政以及两江总督）的李文瑞，调任京司都察院，某年某月出巡五城，某日路过此地，偶然间发现这几个湖内小岛，氤氲缭绕，清波不绝，是之大为喟叹，发誓退隐后，要以此地为终老之处。后来果不其然在这儿修建盛大宅院，以“退则思过”之意，命为“退思园”自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各朝各代的高官名士相继效仿，纷纷到此买地建宅筑园“烩作一锅”以至于北洋政府的部长督导、民国政府的阁僚将军纷纷忝列末位，红门灰墙，古树深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倒是解放后那些退休的省军级干部大多愿意去热闹的场所，比如省城和中央直辖市市郊建楼养老，并不稀罕这儿的幽静古雅，少有上这儿来划宅基地的，这儿才一度又变得偏僻冷清起来。
许家姐妹的父亲（或者是祖父）便是这个小镇邮政局局长。这位长者年轻时，做上海苏报的记者。在著名的蔡（元培）、吴（敬恒）、汪（文博）、陈（彝范）四大主笔手下驰骋，跟余杭的章炳麟、华阳的邹容过从甚密。他对邹容说过这样的话：“你是‘革命军中马前卒’。我是马前卒的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在苏报连载前，他曾连日连夜为邹容手抄了十好几份，秘密在亲朋好友中代为传播。后来又花去自己整月整月的薪金购买载有革命军的苏报，四下散发，还往国外邮寄。苏报事发，邹容章太炎人狱，他也被通辑。那位曾被他敬崇如父兄的大主笔汪某人，却逃到湖南，终于俯首甘为皇上牛，以一支如椽大笔，在清廷主子跟前换了个七品顶戴花翎，做了个小小不然的县太爷，还给他去信劝说道“邹容壮烈，固可因可点，亦可叹可泣，但今日之中国亟需的不是以卵击石的勇夫当能从长计议之为妥；如一时无有其他活路”可去他县衙谋一闲职“以待来日”云云。
但他没有去就那个“闲职”而是沉默地回了老家。娶妻生儿育女。生了两个儿子。死了一个。生了两个女儿。偏偏全活了。
但许家的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
那天，儿子从学堂里回家，显得特别苍白。紧张。孩子们的母亲在生这个小儿子时，死在了产床上。小男孩从小就是两个姐姐带大的。两个姐姐对这个弟弟的一举一动，都尤其敏感。关切。弟弟没吃晚饭就把自己关进了小房间里。谁叫门都不开。全家人都特别纳闷。这一向，他读书读得特别好，总能在全校考前三名。前一向，校长带他到苏州城里参加国语演讲比赛。得了个奖杯。还代表六渎镇，到上海参加了什么比赛。以往，这种参赛机会，上头都给了苏州无锡城里的孩子，绝轮不到六渎镇的孩子。这一回扬眉吐气。动身的那天，全镇的宿老都来为他送行。可谓爆竹连天。宿老中的顶尖人物、那位两江总督李文瑞的长子、曾在安徽兵备道任上响应武昌义举而成了辛亥革命元老的李鼎元拉着他的手，亲口许愿道：不要说考到上海小囡的头里去侬只要把苏州城里的那几个考生比下去了，我伲（他指了指站在他身边的几位满老）一定保举侬去东洋（日本）留学。校长说，去东洋不稀奇。苏州城里的小囡在东洋留学的已经“莫佬佬”（很多）了“那就去法国。法国。埃菲尔！啊？！”“法国好李老跟法一西共和国驻华大使让蒙代尔将军素有深交、这桩事体交到李老手上，就等于已经办成了。好。好。好好好好。李老们异口同声，就这么定了。考完后发榜，弟弟果然把苏州无锡城里的孩子比了下去。为什么不提去法国留学的事了？弟弟为什么如此沮丧？难道那些宿老言而无信、红嘴白牙地耍弄了我们的弟弟？姐姐们暗想，便留下一人在门外继续守住在房内偷偷饮泣的小弟，另一人便匆匆往学堂赶去。
六渎镇学堂紧邻文庙。文庙里不种桅子花白兰花。文庙里只长千年古柏。所以显得特别静穆。
校长单身在学堂里住着。老柏树下那两间孤零零的平房，就是他的宿舍、他不在。房门上挂着锁。教务长和督学倒是在，但他们两位好像都有什么难言之隐，吞吞吐吐地只是在敷衍这位做姐姐的小女子。第二天，瘦弱的小弟仍不肯出房门。学堂里却来人把爸爸叫去了。爸爸是坐邮政局自备的尖头艇走的。在六渎镇、门前屋后都是水。小艇是最不能离身的行走工具。到中午时分，小艇回来了，爸爸却没有回来。问艇上的人。艇上的人讲，局长到文庙去了。姐姐中的一位忙划起小艇，赶到文庙。庙祝告诉说、他已经走了有一根烟的工夫了。姐姐问，他在这儿做啥？庙祝告诉说，他只是发呆。哭泣。
他说啥了没有？
没有。
姐姐找到爸爸，已是傍晚时分。他坐在早已废弃了的南码头上，面对着波波作响的湖面和哗哗摇曳的芦苇，默默哭泣。
那位校长带小弟到上海去参赛，没住在赛务组指定的某所中学宿舍里。校长带十四岁的小弟到旅馆里开了个房间。他们睡在一张床上。做了某种事。让旅馆的茶房看见了。应该说，先是听到了，听到了弟弟痛苦、惊惧的叫声，后来又特地绕到后窗外去看。看得很清楚。于是传开。就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据说上一次这位四十来岁的单身校长带小弟到苏州去参赛，也是去外头开的旅馆。因为没有人听壁脚，就没发觉。
校长已经被镇公所派来的治安员带走。
同时上头（包括那些宿老）决定，取消小弟去上海参加复赛的资格，自然也取消了所谓去法国留学的允诺。更让姐姐们想不通的是，所有的人都像躲一个麻疯病人似地躲着小弟。连新来的校长竟然也多次暗示家里，最好让小弟转学，或者暂且休学一个阶段。两位姐姐气愤填膺，弟弟是受害者，年幼无知的他何罪之有？她两不顾涕泪交加的老父亲（或老祖父）一再恳求和劝阻，轮番地去找新校长、校董会、行署、县督学，甚至找到孔教会，最后一直冲进李老李鼎元先生家。为此，大姐许同兰几乎说得嗓子眼里都哈出了血，却依然没有用。那些功成名就的前辈们没有一个不是很客气地给两位姐姐让座。沏茶。没有一个不是关心备至地询问小弟的近况。他们一致认为小弟是无辜的。但是，一到正式的公开的场合，却没有一个站出来为小弟说一句公道话。谁也不想跟这么一个“身心都已然不干净了的”孩子沾边。倒是学校方面催促小弟转学，一天比一天显得急切直露和更没有商量的余地。为了学校的声誉，他们说他们不得不如此。
父亲的左半身在一阵突发性的痉挛后，悄悄地麻痹了。
小弟大病一场，后，也只得休学。尔后，他突然提出要去上海学戏。学花旦或青衣。爸爸（或祖父）当然不答应他去做戏子。不愿意小弟用这种极端的举动刺激镇上那些宿老。
但小弟不肯。历来瘦弱而又文弱的他，居然冲进房间，拿起刚磨过的剪刀，就往自己的喉咙管上戳。而且真的戳了下去。如果不是两个姐姐扑救及时，后果不堪设想。她两哭着哀求父亲放他。以后的日子里，她两曾无数次地后悔那一瞬间的软弱。她们答应父亲，她们会尽全力来呵护这个弱小的弟弟。以后的日子里她们才知道，她两当时居然敢作那样的保证，也是非常的幼稚非常的无知非常的莽撞。
只好放他走了。
一年后，她两到上海去找弟弟。因为一年来他只给家里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刚到上海时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四五个月前写的。到上海才知道，他并没有学唱戏。十六岁的他再开蒙学戏，显然太晚。几经周折，他终于被一个唱老生的女人收留，做了她贴身的跟包。这位三十岁的老生虽说是个女流之辈，但一旦卸了装，你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上嘴唇上长着一层密密的茸须，是的确应了巾帼不让须眉这一类俗了又俗、但又千真万确的老话的。这位女老生待他很好。根本不需要什么姐姐的照顾接济。当同梅、同兰两姊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在南市一家只能容纳三几百人的小戏院子后台第一次看到分别才一年的小弟时，她们惊呆了。他泰然地坐在一只硕大的戏箱上。身边一张道具桌上放着一把紫砂茶壶。他很油光很油光地梳着那种为六渎镇上的正经人最讨厌的大背头。一件满地宝蓝隐花缎长衫得体地撩起小半截下摆，放在跷起的腿面上，就势露出里面穿着的那条白府绸扎脚管长裤和一双黑漆皮滚过直贡呢面子圆口布鞋。手里还拿着一把王星记扇庄做的大号水磨竹泥金扇面黑折扇。兼护着身边一把空椅子。空椅座里放着一件当时上海滩上最时髦的海虎绒女大衣，一只白色的缀珠银片坤包和一个特制的红漆皮机关锁化妆箱。他下意识地无所事事地开阖着手中那把大号黑扇，视而不见地睁着一双空空洞洞的眼睛。但只要有人一不留心可能碰到那把茶壶，他一定会即刻做出反应，相当紧张地伸出手去护牢茶壶。茶壶托在一个泥金漆绘木盘里，外头裹着一层薄薄的绣花丝棉套子。壶嘴里塞着一只小巧的玉坠。另有一根金链条把这个玉坠连在了壶盖上。这是专门预备来给那位疼爱他的女老生饮场用的。自是非同小可。台前的戏迷票友，天天来这里，当然是为了听戏捧角。但有的人却顺便地还要看看伺候饮场的跟包。看跟包如何端着茶壶上场，如何走出几步不紧不慢，如何递上茶壶不近不远，衣着打扮如何不媚不俗跟包的一抬腿一转身，同样给这些戏迷票友以充分的联想和新鲜的刺激。为此，他们也会给出一个满堂彩碰头好。因此，角儿和角儿之间，既在唱念做打上别苗头，也常常在各自的跟包身上别苗头。因此，有时也舍得在挑选、训练、包装自己的跟包上下一定的功夫，花相当的本钱。
小弟和那位女老生的关系，好像跟其他跟包和角儿的关系还有点不太一样。好像还更深了一层。
那天，面对欣喜万分、泪流满面的两位姐姐，他用一口娴熟的京白，拿腔拿调说的第一句话却是，鬼魔子魇道，谁让您二位上这儿来的？卖炭的跟着卖冰水的，有个好吗？快请回吧。从今往后，甭再跟我费那精气神儿了。
许家姐妹从此以后绝对不进戏院。在旁人看来，那舞台上一番五彩斑谰咿呀铿锵，真是既金碧辉煌又回肠荡气，听着看着都是痴情痴意的沉湎和忘怀；而对于她两却无一不是对弟弟痛苦回忆的刺激。是侧幕条内化妆间里种种苍白和难堪。而她两当时面临一道更艰难的关口是，怎么把亲眼目睹的这一切向父亲（或祖父）报告。如果实话实说，那肯定会要了他老人家的命。父亲（或祖父）回到六渎以后，以他的勤勉和谦和少言而博得乡里的尊敬。他起初只是在中学堂兼几节课，（他只教自然常识和数学格致一类的课。其实他的长项在国文。但他拒绝教国文。在经历了刚经历的那些事件后，他觉得自己无论怎样也无法再向幼小天真的孩子讲授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绝不出来应仕，不肯“敬天而事鬼”）对镇上那些前朝或当朝隐退的达官贵人，他既不去得罪，但也绝不去巴结攀附。他要留下真诚的“自己”只做一件事，把儿子教成人，教成一个有本事有胆识能成就而强过他自己的人。也许后来一切的悲剧正发生于此。他对待儿子的确太“中国化”了。他无时无刻不把儿子置于自己的视界之内。无时无刻不为儿子做着他认为必须做的一切。他省吃俭用：为了儿子。他早起晚睡：为了儿子。他欣喜：为了儿子。他忧虑：更是为了儿子。他一天可以对儿子说一百个“不”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而那时儿子也许还刚满四岁或五岁。一天之内他又可以对儿子说一百个“应该”你应该做这，应该做那。而这时儿子也许还不满五岁。他分析儿子的每一个眼神。计较儿子的每一点变化。他住房并不宽裕，他却特辟了一个单间给儿子做书房。为了儿子心不旁骛，他让两个女儿承担了儿子应做也能做的一切杂务，包括他自己生活上的琐事。他定期到无锡苏州去为儿子购买新出的书籍。六渎镇长时间没有自己的邮政局，都是由六七里外县城关镇邮局代办。那些大户人家并不希望这儿通邮。他们间隔个三五天便派个仆人去城关取一趟邮件。如有什么急件，城关邮局也会派人专送急递。没有邮局并不影响他们跟外界的联络，却只会增加他们在这儿隐居的清趣。但对于一般居民来说，就不是这样了。特别是对许家的这位男主人，他要为儿子订阅外头最新的报章杂志。他还有众多当年的同志朋友在跟他频频通信。等待这些邮件、反复看阅这些邮件，几乎已成了他当时最后的唯一的生活期盼。但他总不能天天走六七里（划船）到城关取邮件。因为邮车不准时，有时上午去了，一直等到下午才能取到手。如果邮车半途抛锚，还有可能空着手回来。想来想去，还是得给自己的镇子争一个邮局。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能在这里“活得下去”他不仅争到了，而且还答应出山担任这个一共只有两个人员编制的“邮政局”局长的职务。
儿子就是这样，在父亲（或祖父）强大的阴影下长大，在姐姐无微不至的爱护下长大。一直到上中学，他晚上还是跟两个姐姐睡一床。如果没有一个姐姐搂着他的后腰，他自己又不盘曲起腿搁在另一个姐姐的腿上，这一晚上他就无法安然入睡。他在父亲需要他懂的那些领域里，他懂得比谁都多。而在不让他懂的那些方面，他又的的确确完全空白。他比谁都任性。他又比谁都柔弱。敏感。他比谁都自信，但在很多的瞬间，他又常常被一种无名的自卑困扰，特别是看着那些在他窗外来来去去可以自由自在大声叫喊大声吵闹的同龄人。他们对于他都是些陌生的熟人。好像一颗铜弹当啷当啷地弹跳着从一块玻璃板上溜过，是响亮的，却留不下任何痕迹。他们总是在他窗外。一直到遭人突然唾弃前，他都认为所有的人都像他父亲（或祖父）那样有求于他，也像他姐姐们那样挚爱着他。甚至到那个混蛋校长装着为他面批习题，搂住他，一边讲解，一边作各种贪婪的捏摸时，他还暗自以为是姐姐们平时跟他开玩笑所作的那种呵痒。只是为了尊重校长的面子，他才没有笑出来没有躲避。校长第一次气喘吁吁地对他说，我老喜欢侬的，他还真的很受感动。后来，校长就上了他的床。做出各种急促的动作。他才有些害怕。但总怕伤了校长先生的面子，不敢推拒。以至于强暴发生，那家伙像头肥猪似的从他身上滚落，他把脸深深地埋在枕头里，无声地抽泣时，脑子里涌来的第一个对策，还是父亲（或祖父）谆谆教导的：小弟啊，你无奈做了我们这种人家的儿子，这一生恐怕都得忍辱负重。只有忍得住，日后方能有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