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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是夜里开始降落的，而且下了整整一夜，赶到天明的时候，已失去了夜间的狂欢，就像初婚的新郎，经过了一夜的折腾，早已变得筋疲力尽。
不过，那雨还仍然下着，只是落地无声了。如果以一面较光滑的黄土墙面做映衬去观看那飘落的雨丝，那简直就是一位俊秀的村姑胸前跳荡着的织布机上的纬线。
街上的行人有的已经不用雨具了。是啊，三月里的蒙蒙细雨打在脸上身上都是舒服的。古人曾以“沾衣欲湿杏花雨”之句来描述这一深切体验，想来十分贴切。
芦花村是东西狭长的，南北两条平行路道贯通东西。学校就坐落在南路南侧偏东的位置。
学校的大门口没有悬挂牌匾。校门两侧粘贴的是用两开的红纸连接而成的大副标语，内容是：“誓死捍卫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斗争进行到底！”因为红纸没有被全部写完，所以在最后空余的位置上，用两个字的空间写了一个大大歪歪的“！”字体龙飞凤舞，一看就知道出自鲍昭阗老师的手笔。其中的“死”字最具特色，字中的弯勾超出上面横画很高的位置，大有上天入地、粉身碎骨的英雄气概。昨日标语刚张贴出来，就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啧啧称赞。可见，鲍老师的书法还是深受群众欢迎的。然而在明眼人的眼里，这种“书法”又是别样一种景象，那简直就是一群受伤的老狼被猎人追赶得四处逃散，狼狈到了极点。那笔被群众赞为最具力度的弯勾恰恰是被行家称做“鼠尾”的严重败笔。现在这副红色的大标语已经被雨水浸泡透了，颜色变得黑红，标语下面被红纸浸染过的水道道像血一样一串一串地往下流
现在教室里正在上上午的第一节课，高年级上的是音乐课。汪清贤老师正在带领同学们为下个星期全学区的歌咏比赛做准备。他做过一番纠正后，只听群声继续唱道：
我们是**的红卫兵
从草原来到**
后边的旗海红似火
战斗的歌声响入云
伟大的领袖**
指引我们向前进
啊嗨嗨，啊嗨嗨
敬爱的**
不落的红太阳
草原上人民终于您
永远革命志不移
汪老师继续为同学们纠正演唱的错误；这时候又传来了低年级老师领读课文的声音。只听老师一字一板地念道：“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然后是参差不齐高低音混杂的同学们的朗诵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老师接着念道：“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学们跟着学：“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难得同学们有这样一个安静的学习机会。咱们先不要打扰他们。剩下这段时间，咱们不妨到别处走走，省得下雨天闷的慌。
校园的西墙根紧靠一条小路，小路通过学校前面的荷塘一直向南延伸过去。严格地说，前面的这片水域不能叫做荷塘，而应该叫它河流，因为它往东往西都还有很长的路程。在平常的日子里，小路是可以通往南北两岸的，因为这片水域的地势本来就比别处高出一米多，再加上小路又高于水底一米多。只是到了夏季，水势增大，小路被浸没在水中，两岸的交通只能通过村子西头的小桥通过。但是胆大的年轻人为了少走路程，还是能够凭借经验顺着原来的小路趟过去的。
眼下小路的两边只有少量的水，小路西面的莲藕才展露出尖细的绿角，极少几片像碗底一般大小的荷叶孤单单怯生生地铺展在水面。
校园的彼岸沿水一带全是些杨柳树木，再往南便是一片绿油油的麦田了。靠近杨柳树带，有一片长势茂盛的麦田被一圈土墙孤零零地围住。很显然，这片麦田享受了特殊的待遇。
“锵！”“锵！”一阵铁器撞击硬土的声音打破了旷野的寂静。
一位七十岁上下的老汉两手紧握着撅头，非常卖力地刨打着那圈坚硬的土围墙。他的黑夹袄**的，也不知是被汗水浸透的还是被雨水淋湿的缘故。他的头上冒着热气，嘴巴一张一合地喘着粗气。然而，仍然看不出他要休息的迹象。
几次三番，人们在背后议论他：“西敬大爷这是图个啥？家里不缺吃不少穿的，一大把年纪了，整天价瞎折腾！他老人家这是中的哪门子邪？”
西敬老汉从来就不理会人们的议论，他仍然我行我素地整天地忙碌着。
也不知过了多少这种时光了，至少对岸上学的最大的娃娃从记事那天起，就看见这位老头儿将这片围墙拆了又筑，筑了又拆，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可笑的是，几十年过去了，在这片土地上既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依旧是从前的老样子。过去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答理；问多了，他就回答一句话：“我就认这门子！”
就当时的情况来讲，种自留地是政策绝不允许的。因此早就有人强烈要求把这块地收归生产队了。然而这种要求一次次地提出，却又一次次地被大队否决。因为西敬老汉身边只有一个女儿，女婿便是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他的女婿曾经为村里办过许多大事，至少村里每年所需的化肥都是凭借着他女婿的一纸字条购买的。
其实，女儿女婿也不主张他这么做，并多次要求他搬到城里去住，他的答复仍是那句话：“我就认这门子！”
这位孤僻老人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啼笑皆非。但是当我们坐下来冷静地思考时，就会蓦然发觉身边的一些人甚至包括自身都在做着一些类似西敬老汉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这就叫做个性吧。就拿眼前的情形来说吧，时下刚刚降落了入春以来的第一场透雨，莫说庄稼人，就是在城里工作的干部们都会喜滋滋的。今天一大早，家家户户都在张罗着雨后要做些什么，从哪一件事儿做起。可是，现在坐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的鲍昭阗老师就不知认了哪“门子”反正他对窗外的雨是烦恼透了，他甚至认为他所有的烦恼都是由窗外的春雨带来的。此时此刻，他很想站在太阳下暴晒一阵子。
其实真正追溯起来，他的烦恼情绪并非来自窗外的雨，而是办公桌上的那摞厚厚的作文本。他已经批改过五篇了，很显然，这五篇文章出自同一人之手。如果说它们之间还有点儿差异的话，那也仅仅是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增字、减字、错别字以及标点符号等方面的差异，再有那就是主人公的名字了，因为一位好社员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八个生产队里。最令他烦恼的就是，作文的题目明明叫记一位好社员，可他阅读了好半天，却始终弄不明白“好社员”究竟是谁？文章都是这样开头的：“在光焰无际的**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下，在，广大贫下中农通过与阶级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胜利，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如雨后春笋，举不胜举，如”接下来便是某某社员带病冒雨抢收生产队里的庄稼，当病情发作，不能再坚持劳动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伟大领袖**的教导，于是浑身又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直到任务全部完成后才晕倒在劳动的现场。最后一段写今后怎样向先进人物学习等决心。这些文章千篇一律不说，还错别字连篇。更有甚者，一篇不足两页的作文居然出现了红、兰、黑三种颜色的字迹，真是五花八门！都六年级的学生了，这些问题都讲了一百遍了，连耳朵也该磨出茧子来了，可他们就是不记。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写出一篇像样的作文呢？
他实在没心情再看下去了，他的情绪糟糕透了。他点着一只“红灯”牌香烟（这种烟当时还叫“一毛找”因为它只卖到九分钱），猛吸两口，觉得还是非常气闷。他打开窗户想换一下空气。一阵冷风夹着冰凉的雨滴迎面打来，烟灰飞了他一脸，他不禁打了个寒噤。他把窗户狠狠地关上，然后回到原来的座位上，裹紧身上的薄棉袄，低下头一个劲儿地抽烟。
忽然，他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赶忙把夹在嘴里的半只香烟拔出来，用力掐灭，然后卡在耳朵上。他像洗牌似的飞快地把尚未批改的一摞厚厚的作文本一本一本地另外摞起，当作文本出现“鲍学智”三个字时，他的手突然停住了。接着他把这本作文捧在手里，激动得双手颤抖着。他又像是怕被风吹走或被人抢去似的，在胸口贴了一阵子。
激动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把作文本放在办公桌上，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地往后翻看。清丽娟秀并且略带有毛笔字笔意的欧体小楷顿时像甘露一样洗去他满脑子的烦恼。字体从始到终没有一丝错乱。仅就字体而言，这个本子莫说能作为学生临摹的范本，就连现有在校的所有教师都望尘莫及。鲍昭阗老师每次批阅这位学生的作文时，都要从第一页开始，逐页翻看。每次翻看，他都觉得自己不是在翻阅一位中学生的作文，简直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大作。
“记一位好社员”六个字映入眼帘了。鲍老师从陶醉中醒悟过来，看那下面的内容是：
“我队里有个好社员，名叫武梓寅”
“好！”鲍老师感动得脱口而出，几乎要跳起来。多么简练的语言啊，丝毫都不拖泥带水。此时此刻，他已经完全忘记他正坐在办公室里了，他仿佛是一位戏迷票友，正坐在茶楼里听一出荡气回肠的古装戏，当听到演员干净利落地唱完一句导板时，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喝彩。
他满含泪水地继续往下看去。文章大约记述的是这位好社员在一个寒冷的天气里，抢修生产队猪圈的故事。那是一个三九严寒的傍晚，烈烈寒风冻的人们连手都不敢伸出袖口。可是现实情况不得不要求抢修者的两只手直接跟稀泥接触。很多人吓得连忙退缩。只有武梓寅勇往直前。文章这样写道：“只见他袖子一挽，两手插入泥中。”
一个“插”字，把这位好社员奋不顾身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分明又是一个亮点。鲍老师双眼紧紧地盯住这两句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实在不敢相信，这种极富传神色彩的语言居然出自一位六年级十四岁的中学生之手。
每次阅读完这位学生的作文之后，他都会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该如何下评语呢？还能再用“语言流畅，内容丰富，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之类的陈词滥调吗？那样，批改者岂不太显得力不从心了？除此又有什么更明确的说法呢？如果此类文章出现在某种报刊上，那好办了，他既可以吹捧成妙手文章，也可以贬低为满纸谎言。因为他毕竟不会面对作者，即使面对作者，他也会强词夺理，既然会强词夺理，自然也就无所谓是非曲直了。学术之争麻，跟政治之争是两回事儿；学术之争永远都分不清个是非曲直，而政治之争是有是非曲直之分的，因为政治上历来强调大是大非。而现在他所面对的仅仅是一位中学生的作文啊。他既不能运用学术手段，也不能运用政治手段。当然你也可以给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你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艺术境界说得无边无际，可是你最终要对你的话负责。学生也是要追求... -->>
雨，是夜里开始降落的，而且下了整整一夜，赶到天明的时候，已失去了夜间的狂欢，就像初婚的新郎，经过了一夜的折腾，早已变得筋疲力尽。
不过，那雨还仍然下着，只是落地无声了。如果以一面较光滑的黄土墙面做映衬去观看那飘落的雨丝，那简直就是一位俊秀的村姑胸前跳荡着的织布机上的纬线。
街上的行人有的已经不用雨具了。是啊，三月里的蒙蒙细雨打在脸上身上都是舒服的。古人曾以“沾衣欲湿杏花雨”之句来描述这一深切体验，想来十分贴切。
芦花村是东西狭长的，南北两条平行路道贯通东西。学校就坐落在南路南侧偏东的位置。
学校的大门口没有悬挂牌匾。校门两侧粘贴的是用两开的红纸连接而成的大副标语，内容是：“誓死捍卫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斗争进行到底！”因为红纸没有被全部写完，所以在最后空余的位置上，用两个字的空间写了一个大大歪歪的“！”字体龙飞凤舞，一看就知道出自鲍昭阗老师的手笔。其中的“死”字最具特色，字中的弯勾超出上面横画很高的位置，大有上天入地、粉身碎骨的英雄气概。昨日标语刚张贴出来，就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啧啧称赞。可见，鲍老师的书法还是深受群众欢迎的。然而在明眼人的眼里，这种“书法”又是别样一种景象，那简直就是一群受伤的老狼被猎人追赶得四处逃散，狼狈到了极点。那笔被群众赞为最具力度的弯勾恰恰是被行家称做“鼠尾”的严重败笔。现在这副红色的大标语已经被雨水浸泡透了，颜色变得黑红，标语下面被红纸浸染过的水道道像血一样一串一串地往下流
现在教室里正在上上午的第一节课，高年级上的是音乐课。汪清贤老师正在带领同学们为下个星期全学区的歌咏比赛做准备。他做过一番纠正后，只听群声继续唱道：
我们是**的红卫兵
从草原来到**
后边的旗海红似火
战斗的歌声响入云
伟大的领袖**
指引我们向前进
啊嗨嗨，啊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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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人民终于您
永远革命志不移
汪老师继续为同学们纠正演唱的错误；这时候又传来了低年级老师领读课文的声音。只听老师一字一板地念道：“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然后是参差不齐高低音混杂的同学们的朗诵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老师接着念道：“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学们跟着学：“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难得同学们有这样一个安静的学习机会。咱们先不要打扰他们。剩下这段时间，咱们不妨到别处走走，省得下雨天闷的慌。
校园的西墙根紧靠一条小路，小路通过学校前面的荷塘一直向南延伸过去。严格地说，前面的这片水域不能叫做荷塘，而应该叫它河流，因为它往东往西都还有很长的路程。在平常的日子里，小路是可以通往南北两岸的，因为这片水域的地势本来就比别处高出一米多，再加上小路又高于水底一米多。只是到了夏季，水势增大，小路被浸没在水中，两岸的交通只能通过村子西头的小桥通过。但是胆大的年轻人为了少走路程，还是能够凭借经验顺着原来的小路趟过去的。
眼下小路的两边只有少量的水，小路西面的莲藕才展露出尖细的绿角，极少几片像碗底一般大小的荷叶孤单单怯生生地铺展在水面。
校园的彼岸沿水一带全是些杨柳树木，再往南便是一片绿油油的麦田了。靠近杨柳树带，有一片长势茂盛的麦田被一圈土墙孤零零地围住。很显然，这片麦田享受了特殊的待遇。
“锵！”“锵！”一阵铁器撞击硬土的声音打破了旷野的寂静。
一位七十岁上下的老汉两手紧握着撅头，非常卖力地刨打着那圈坚硬的土围墙。他的黑夹袄**的，也不知是被汗水浸透的还是被雨水淋湿的缘故。他的头上冒着热气，嘴巴一张一合地喘着粗气。然而，仍然看不出他要休息的迹象。
几次三番，人们在背后议论他：“西敬大爷这是图个啥？家里不缺吃不少穿的，一大把年纪了，整天价瞎折腾！他老人家这是中的哪门子邪？”
西敬老汉从来就不理会人们的议论，他仍然我行我素地整天地忙碌着。
也不知过了多少这种时光了，至少对岸上学的最大的娃娃从记事那天起，就看见这位老头儿将这片围墙拆了又筑，筑了又拆，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可笑的是，几十年过去了，在这片土地上既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依旧是从前的老样子。过去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答理；问多了，他就回答一句话：“我就认这门子！”
就当时的情况来讲，种自留地是政策绝不允许的。因此早就有人强烈要求把这块地收归生产队了。然而这种要求一次次地提出，却又一次次地被大队否决。因为西敬老汉身边只有一个女儿，女婿便是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他的女婿曾经为村里办过许多大事，至少村里每年所需的化肥都是凭借着他女婿的一纸字条购买的。
其实，女儿女婿也不主张他这么做，并多次要求他搬到城里去住，他的答复仍是那句话：“我就认这门子！”
这位孤僻老人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啼笑皆非。但是当我们坐下来冷静地思考时，就会蓦然发觉身边的一些人甚至包括自身都在做着一些类似西敬老汉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这就叫做个性吧。就拿眼前的情形来说吧，时下刚刚降落了入春以来的第一场透雨，莫说庄稼人，就是在城里工作的干部们都会喜滋滋的。今天一大早，家家户户都在张罗着雨后要做些什么，从哪一件事儿做起。可是，现在坐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的鲍昭阗老师就不知认了哪“门子”反正他对窗外的雨是烦恼透了，他甚至认为他所有的烦恼都是由窗外的春雨带来的。此时此刻，他很想站在太阳下暴晒一阵子。
其实真正追溯起来，他的烦恼情绪并非来自窗外的雨，而是办公桌上的那摞厚厚的作文本。他已经批改过五篇了，很显然，这五篇文章出自同一人之手。如果说它们之间还有点儿差异的话，那也仅仅是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增字、减字、错别字以及标点符号等方面的差异，再有那就是主人公的名字了，因为一位好社员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八个生产队里。最令他烦恼的就是，作文的题目明明叫记一位好社员，可他阅读了好半天，却始终弄不明白“好社员”究竟是谁？文章都是这样开头的：“在光焰无际的**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下，在，广大贫下中农通过与阶级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胜利，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如雨后春笋，举不胜举，如”接下来便是某某社员带病冒雨抢收生产队里的庄稼，当病情发作，不能再坚持劳动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伟大领袖**的教导，于是浑身又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直到任务全部完成后才晕倒在劳动的现场。最后一段写今后怎样向先进人物学习等决心。这些文章千篇一律不说，还错别字连篇。更有甚者，一篇不足两页的作文居然出现了红、兰、黑三种颜色的字迹，真是五花八门！都六年级的学生了，这些问题都讲了一百遍了，连耳朵也该磨出茧子来了，可他们就是不记。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写出一篇像样的作文呢？
他实在没心情再看下去了，他的情绪糟糕透了。他点着一只“红灯”牌香烟（这种烟当时还叫“一毛找”因为它只卖到九分钱），猛吸两口，觉得还是非常气闷。他打开窗户想换一下空气。一阵冷风夹着冰凉的雨滴迎面打来，烟灰飞了他一脸，他不禁打了个寒噤。他把窗户狠狠地关上，然后回到原来的座位上，裹紧身上的薄棉袄，低下头一个劲儿地抽烟。
忽然，他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赶忙把夹在嘴里的半只香烟拔出来，用力掐灭，然后卡在耳朵上。他像洗牌似的飞快地把尚未批改的一摞厚厚的作文本一本一本地另外摞起，当作文本出现“鲍学智”三个字时，他的手突然停住了。接着他把这本作文捧在手里，激动得双手颤抖着。他又像是怕被风吹走或被人抢去似的，在胸口贴了一阵子。
激动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把作文本放在办公桌上，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地往后翻看。清丽娟秀并且略带有毛笔字笔意的欧体小楷顿时像甘露一样洗去他满脑子的烦恼。字体从始到终没有一丝错乱。仅就字体而言，这个本子莫说能作为学生临摹的范本，就连现有在校的所有教师都望尘莫及。鲍昭阗老师每次批阅这位学生的作文时，都要从第一页开始，逐页翻看。每次翻看，他都觉得自己不是在翻阅一位中学生的作文，简直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大作。
“记一位好社员”六个字映入眼帘了。鲍老师从陶醉中醒悟过来，看那下面的内容是：
“我队里有个好社员，名叫武梓寅”
“好！”鲍老师感动得脱口而出，几乎要跳起来。多么简练的语言啊，丝毫都不拖泥带水。此时此刻，他已经完全忘记他正坐在办公室里了，他仿佛是一位戏迷票友，正坐在茶楼里听一出荡气回肠的古装戏，当听到演员干净利落地唱完一句导板时，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喝彩。
他满含泪水地继续往下看去。文章大约记述的是这位好社员在一个寒冷的天气里，抢修生产队猪圈的故事。那是一个三九严寒的傍晚，烈烈寒风冻的人们连手都不敢伸出袖口。可是现实情况不得不要求抢修者的两只手直接跟稀泥接触。很多人吓得连忙退缩。只有武梓寅勇往直前。文章这样写道：“只见他袖子一挽，两手插入泥中。”
一个“插”字，把这位好社员奋不顾身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分明又是一个亮点。鲍老师双眼紧紧地盯住这两句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实在不敢相信，这种极富传神色彩的语言居然出自一位六年级十四岁的中学生之手。
每次阅读完这位学生的作文之后，他都会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该如何下评语呢？还能再用“语言流畅，内容丰富，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之类的陈词滥调吗？那样，批改者岂不太显得力不从心了？除此又有什么更明确的说法呢？如果此类文章出现在某种报刊上，那好办了，他既可以吹捧成妙手文章，也可以贬低为满纸谎言。因为他毕竟不会面对作者，即使面对作者，他也会强词夺理，既然会强词夺理，自然也就无所谓是非曲直了。学术之争麻，跟政治之争是两回事儿；学术之争永远都分不清个是非曲直，而政治之争是有是非曲直之分的，因为政治上历来强调大是大非。而现在他所面对的仅仅是一位中学生的作文啊。他既不能运用学术手段，也不能运用政治手段。当然你也可以给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你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艺术境界说得无边无际，可是你最终要对你的话负责。学生也是要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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