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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六日这一天，对于鲍福来说，几乎是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一天。
早晨，天不亮他脸顾不得洗，就拉出自行车赶到芦花村向西二十五里路的水仙庵集市上买鱼和肉去了。因为不是逢集遇会，程漳集的街道上是没人卖肉的。
去水仙庵这条道可不好走啊。二十五里路全是坑坑洼洼，要是遇上水旱天气，就更糟糕了，不是泥泞满地，就是尘土飞扬。
水仙庵因该村曾有一古庵而得名。它地处三县交界处，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所以这里一直成为多事地带。尽管其他地方大讲特讲反对投机倒把，可这里的投机倒把份子照样成灾。据说，早在解放前，这里就是强人出没的地方。现在它的官用名称叫：马王人民公社，隶属邑城县。
“马王”的来历要追溯到一九四七年。这一年的春天，还乡团头子王平常纠集国民党匪徒到水仙庵实施大规模的武力报复。群众被聚集在学校门前的广场上。匪徒武装妄图从**领导人马子千口里得到什么，他们把他绑在广场附近的一棵大槐树上。敌人对他实施了各种残酷的手段都不顶用。为了杀一儆百，敌人最后决定对他当场进行开膛破肚。就在这时，一位年过半百的老者从容地走到台上，此人便是王平常的父亲。还没等敌人反应过来，王老汉就一刀将自己的儿子砍死，随后便自杀成仁。为了纪念这位英勇不屈的**员和这位大义灭亲的王大爷，一九五八年，人民政府决定将原来的水仙庵乡改名为马王人民公社。
“水仙庵”的叫法跟一位道姑有关。水仙庵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原名为陇姑庵，一向香火旺盛。抗战初期，一位法名叫水仙的年青道姑做了该庵的住持，水仙道姑不仅精通经法，而且美丽善良，深受广大信徒的爱戴。日军占领邑城县城后，我八路军联合地方民兵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一九四一年，日军为搜捕一名受伤的八路军，来到了陇姑庵。敌人对水仙道姑软硬兼施，她始终都没有供出那位伤病员。敌人丧心病狂，最后扒光了她的衣服，把她活活地烧死在庵前。几千名群众亲眼目睹了日军这一残无人道的罪行，同时也被水仙道姑大义凛然的精神深深感动。大概从那时起，陇姑庵的名称逐渐被水仙庵所代替。
解放后，邑城县委、县人委先后就原陇姑乡问题做过两项决定：一、在学校前的广场上建立一座纪念碑，号召人们将马王英烈的事迹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二、将原陇姑庵拆除。然而在人们的心目中，马王英烈固然功不可没，水仙道姑也将流芳千古。
话又扯远了，却把重要的事儿给忘了。鲍福这一天到底在忙个啥？原来，明天是他母亲的奶奶三年忌日。为了把明天的事儿办的风风光光，他今天必须在天黑之前办好三件事儿：第一、把肉和鱼买回来，让桂晴赶快蒸煮；第二、午饭后，他要赶到芦花村向南十五里路的李苏村取回罩子（一种用彩色纸张扎成的房屋，祭祀时在坟前焚烧。作者注）；第三、晚饭前他还要赶到程彰集街道上租一套专门用于白事儿的礼盒。三件事儿都办完了，晚饭后，所有的近门子他还得捱门捱户地通知个遍。如果大家没有异议，次日早饭后到鲍福家里集合。
临近吃午饭的时候，鲍福才办完了第一件事儿。这时他已经热得汗流浃背了。
就像进行接力赛一样，桂晴没顾得上吃饭，就紧张地投入到她所分工的工作中去了。桂晴的任务也很繁重。她既要煮肉、炸鱼，又要蒸馒头，等等。这十碗馒头十碗肉是绝对不能少的，何况一桌丰盛的供品不仅仅需要这些。另外她还要赶着给文氏做孝衣，还要准备香烛纸马等等。以上的每一件事儿都是不能提前完成的，因为村里有种说法，白事儿上所用的物品提前准备好了是不吉利的。除此之外她还得把孩子照顾得好好的，把羊喂得饱饱的。
晚饭时分，上述事务基本就绪。鲍福草草扒了几口饭就开始下通知了。尽管这是一项很烦琐的事儿，但毕竟容易到位，因为晚饭前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有的甚至相互转达一下同样能达到目的。
最后一位被通知的人就是他的邻居。鲍福明明知道，昭阗有工作在身，是不能参加这项活动的。但是不能参加也得通知，这叫人到礼不差。村里的虚礼很多，稍一不慎就会造成麻烦。当然，昭阗是有修养的，他决不会计较这些小事儿。所以鲍福最后通知的人才是他。
黄脸婆听到鲍福喊门，急忙跑到堂屋的镜子前梳了梳头，然后才去开门。
三个孩子正围坐在一块吃饭，一看到鲍福进来了，纷纷站起来叔叔长叔叔短地叫着。鲍福招呼他们坐下，回头问黄脸婆：“二哥咋还没回来？”黄脸婆把嘴撅成了一根木桩：“他啥时候还记得有这一家子人家？哪一天不是到了天黑得对脸儿看不见人的时候才回来！也不知道又去找哪个烂货去了。”鲍福知道再等下去又得听黄脸婆一大堆肮脏话，于是告辞道：“嫂子，我就不等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商量一下明天去文家屯的事儿。反正前两天我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等回来了你再转告诉他一声就行了。”说完，转身就走。黄脸婆紧跟在他的后面：“要不要女的去？要不，我准备一下。”“不用了，你吃饭吧。”
鲍福刚要出大门，迎面碰到了昭阗。他们俩就在大门口站住了。
鲍福说明了来意。
昭阗听了，点着一只烟：“我考虑在这风头上，你多花钱是小事儿，万一上面说你这是搞封建迷信，你咋办？”
鲍福低着头用脚转悠一个泥蛋蛋儿，有些心不在焉地说：“这都是你大婶子张罗的，不然她跟我生气呀！我想让桂晴好好劝劝她，谁知桂晴刚一开口，就被她骂了一顿。”他抬起头来认真地说：“我看也没什么。前几天村东冯家那边不也是这样办的吗？”
“你跟他们不一样。”昭阗把烟从嘴里拔出来“你现在刚刚被确定为考察对象，文圭汝、冯保才一直都在盯着你呢，我劝你还是谨慎一点儿为好。”
鲍福忽然高兴起来：“二哥你这一提醒，我倒有了主意，明天你就等着瞧吧，我让你一百个放心，啥事儿没有。”
“什么主意？”昭阗惊疑地问。
“这你就甭管了。你回去吃饭吧。”鲍福笑笑，扭头便走。
昭阗见他走了，便“咳”了一声，摇了摇头，回家去了。
鲍福回到家里，对桂晴说：“你先在家里先张罗着，我到文圭汝家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桂晴不解地问：“你去他家干吗？”
“好事儿，回来再告诉你。”冲她神秘地一笑，拔腿要走。
桂晴上前拦住：“敢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你说，到底有啥事儿？不然我不让你去。”
鲍福趴在她的耳朵上小声耳语了一番。桂晴听了，诧异一笑：“什么？这主意你也想得出来？赶快去呀！去晚了人家可就睡下了。”
两支烟的工夫，鲍福便满面春风地回来了。
“说好了？”桂晴迫不及待地问。
“还用问吗？”鲍福很自信地回答“那边的事儿就这样定了。这会儿咱俩再共同想想，明天的事儿还有什么没考虑周全的。”
两人又想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不妥了，才熄灯睡下。
次日早饭后，二十多号人陆陆续续地来到鲍福家里，文氏一一跟他们寒暄。每个人都把一包用草纸封好的点心和和一刀火纸交给桂晴，这叫“抓果钱”
看着人都来得差不多了，有人开始提醒鲍福：“人马上就到齐啦，准备上路吧。”
这时，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提出一个问题：“今儿咱去的人倒不算少，鲍福大侄子办的供品也很像样，可是咱们当中真正懂礼数的却没有一个。那文家屯在咱这一带可是最讲究礼数的，咱礼数不周也不是件美事儿呀！”
大伙儿一想，确实是这个理儿，于是便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普遍认为鲍福应该在街面上请一位懂礼数的老人带领着比较好。
鲍福说：“这事儿我考虑到了，他随后就来。”
话音刚落，只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精神抖擞地步入院子。老者瘦短身材，稀疏的几根白发梳向脑后，布满皱纹的脸上架着一副老花镜，尖尖的下巴上刮得精光。他上身穿一见粗布白褂，外罩一件黑绸子夹袄，下身穿一条黑粗布裤，脚蹬尖口布鞋，全身都是新的，活脱脱的一种绅士风度。
大家一眼便认出他是文圭汝的父亲文先实老汉。大家有的称呼他大爷，有的称呼他大叔，也有的称呼他大爷爷，还有的称呼他老爷爷。彼此见了面，都亲热得跟一家人似的。老汉不像他的儿子那样让人难以接近，老人家一向性格爽朗，言语风趣，有问必答，毫不遮掩；他虽然年逾古稀，但仍然嗓音尖亮，乐唱健谈，无拘无束。在村里人看来，他是一位最懂得礼数的老人。然而，仅仅因为他是大队二号人物的老爷子，所以人们平时跟他接触说归说，笑归笑，一般家里有事儿是轻易不敢惊动他老人家的。能把这么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请来办事也只有鲍福能做得到。于是人们又不由得赞叹起鲍福的胆识来了。
那么，鲍福为什么敢考虑先实老汉呢？难道他就不知道文圭汝最反对封建迷信吗？原来，鲍福跟文圭汝之间还有一层更深的关系。最初文氏嫁到鲍家，是文先实老汉做的保媒。芦花村的文家与文家屯的文家是同一血脉的两个支派。文先实与文氏的父亲是同宗弟兄，两人私交甚厚。若论血缘关系，鲍福应该管文圭汝叫舅。然而文圭汝却说，早些时他跟鲍福的父亲同时参加过区武工队，鲍福的父亲任区武工队副队长的时候，文圭汝还是他的部下呢。文圭汝一生最强调工作关系，因此他坚持让鲍福叫他大爷。早些年，两家还稍有走动，只是到了后来，随着思想观念的分歧，两家才显得生疏起来。然而这种生疏也仅仅局限于文圭汝和鲍福之间。昨天昭阗一提到文圭汝，鲍福马上就想起了他的父亲。这些年文家那边因为文圭汝太看重政治，因此家庭被弄得贫困潦倒。不仅四个儿子没有完成一房亲事，就连文先实老汉濒临暮年，都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一家老小一年到头不是菜粥，就是高粱羹，何尝闻过一丝荤腥。为此，先实老汉常常借故散发怨气，文圭汝只能忍气吞声。昨日之事，文圭汝不是没有耳闻，而是故意装聋作哑。鲍福找文老爷子出阵，压根儿就没有希望他展示什么礼数上的才华鲍福从来都不把礼数当作一回事儿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想堵一堵母亲和舅舅的口，特别是舅舅的口，二是想借此机会让文老爷子美美地吃上一顿。总而言之，这是件两全其美的事儿。既然明儿办的是你文家的事儿，那文老爷子出阵就是再风光不过的了。即使礼数上有闪失，那也不关我的事儿。另外文老爷子也没有理由不去，只要他坚持要去，谁也拦不住，万一文圭汝要拦，那只能招致鸡犬不宁。
鲍福觉得文老爷子已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步行十多里路怕累坏了，所以老早就为他准备了一辆地排车，并吩咐一位小伙子拉着他。
谁知老爷子根本就不服老，他说：“说这话是没几年的事儿，我步行到曹川专署拿一份儿文件，天明赶路，来回一百四十多里路，我两头还能看到太阳哩。”
“大叔，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实人企图说服他“人不服老不行，像你这把年纪的人当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你看看你的头发就知道了，不光全白了，还越来越少了。”>
三月十六日这一天，对于鲍福来说，几乎是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一天。
早晨，天不亮他脸顾不得洗，就拉出自行车赶到芦花村向西二十五里路的水仙庵集市上买鱼和肉去了。因为不是逢集遇会，程漳集的街道上是没人卖肉的。
去水仙庵这条道可不好走啊。二十五里路全是坑坑洼洼，要是遇上水旱天气，就更糟糕了，不是泥泞满地，就是尘土飞扬。
水仙庵因该村曾有一古庵而得名。它地处三县交界处，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所以这里一直成为多事地带。尽管其他地方大讲特讲反对投机倒把，可这里的投机倒把份子照样成灾。据说，早在解放前，这里就是强人出没的地方。现在它的官用名称叫：马王人民公社，隶属邑城县。
“马王”的来历要追溯到一九四七年。这一年的春天，还乡团头子王平常纠集国民党匪徒到水仙庵实施大规模的武力报复。群众被聚集在学校门前的广场上。匪徒武装妄图从**领导人马子千口里得到什么，他们把他绑在广场附近的一棵大槐树上。敌人对他实施了各种残酷的手段都不顶用。为了杀一儆百，敌人最后决定对他当场进行开膛破肚。就在这时，一位年过半百的老者从容地走到台上，此人便是王平常的父亲。还没等敌人反应过来，王老汉就一刀将自己的儿子砍死，随后便自杀成仁。为了纪念这位英勇不屈的**员和这位大义灭亲的王大爷，一九五八年，人民政府决定将原来的水仙庵乡改名为马王人民公社。
“水仙庵”的叫法跟一位道姑有关。水仙庵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原名为陇姑庵，一向香火旺盛。抗战初期，一位法名叫水仙的年青道姑做了该庵的住持，水仙道姑不仅精通经法，而且美丽善良，深受广大信徒的爱戴。日军占领邑城县城后，我八路军联合地方民兵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一九四一年，日军为搜捕一名受伤的八路军，来到了陇姑庵。敌人对水仙道姑软硬兼施，她始终都没有供出那位伤病员。敌人丧心病狂，最后扒光了她的衣服，把她活活地烧死在庵前。几千名群众亲眼目睹了日军这一残无人道的罪行，同时也被水仙道姑大义凛然的精神深深感动。大概从那时起，陇姑庵的名称逐渐被水仙庵所代替。
解放后，邑城县委、县人委先后就原陇姑乡问题做过两项决定：一、在学校前的广场上建立一座纪念碑，号召人们将马王英烈的事迹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二、将原陇姑庵拆除。然而在人们的心目中，马王英烈固然功不可没，水仙道姑也将流芳千古。
话又扯远了，却把重要的事儿给忘了。鲍福这一天到底在忙个啥？原来，明天是他母亲的奶奶三年忌日。为了把明天的事儿办的风风光光，他今天必须在天黑之前办好三件事儿：第一、把肉和鱼买回来，让桂晴赶快蒸煮；第二、午饭后，他要赶到芦花村向南十五里路的李苏村取回罩子（一种用彩色纸张扎成的房屋，祭祀时在坟前焚烧。作者注）；第三、晚饭前他还要赶到程彰集街道上租一套专门用于白事儿的礼盒。三件事儿都办完了，晚饭后，所有的近门子他还得捱门捱户地通知个遍。如果大家没有异议，次日早饭后到鲍福家里集合。
临近吃午饭的时候，鲍福才办完了第一件事儿。这时他已经热得汗流浃背了。
就像进行接力赛一样，桂晴没顾得上吃饭，就紧张地投入到她所分工的工作中去了。桂晴的任务也很繁重。她既要煮肉、炸鱼，又要蒸馒头，等等。这十碗馒头十碗肉是绝对不能少的，何况一桌丰盛的供品不仅仅需要这些。另外她还要赶着给文氏做孝衣，还要准备香烛纸马等等。以上的每一件事儿都是不能提前完成的，因为村里有种说法，白事儿上所用的物品提前准备好了是不吉利的。除此之外她还得把孩子照顾得好好的，把羊喂得饱饱的。
晚饭时分，上述事务基本就绪。鲍福草草扒了几口饭就开始下通知了。尽管这是一项很烦琐的事儿，但毕竟容易到位，因为晚饭前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有的甚至相互转达一下同样能达到目的。
最后一位被通知的人就是他的邻居。鲍福明明知道，昭阗有工作在身，是不能参加这项活动的。但是不能参加也得通知，这叫人到礼不差。村里的虚礼很多，稍一不慎就会造成麻烦。当然，昭阗是有修养的，他决不会计较这些小事儿。所以鲍福最后通知的人才是他。
黄脸婆听到鲍福喊门，急忙跑到堂屋的镜子前梳了梳头，然后才去开门。
三个孩子正围坐在一块吃饭，一看到鲍福进来了，纷纷站起来叔叔长叔叔短地叫着。鲍福招呼他们坐下，回头问黄脸婆：“二哥咋还没回来？”黄脸婆把嘴撅成了一根木桩：“他啥时候还记得有这一家子人家？哪一天不是到了天黑得对脸儿看不见人的时候才回来！也不知道又去找哪个烂货去了。”鲍福知道再等下去又得听黄脸婆一大堆肮脏话，于是告辞道：“嫂子，我就不等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商量一下明天去文家屯的事儿。反正前两天我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等回来了你再转告诉他一声就行了。”说完，转身就走。黄脸婆紧跟在他的后面：“要不要女的去？要不，我准备一下。”“不用了，你吃饭吧。”
鲍福刚要出大门，迎面碰到了昭阗。他们俩就在大门口站住了。
鲍福说明了来意。
昭阗听了，点着一只烟：“我考虑在这风头上，你多花钱是小事儿，万一上面说你这是搞封建迷信，你咋办？”
鲍福低着头用脚转悠一个泥蛋蛋儿，有些心不在焉地说：“这都是你大婶子张罗的，不然她跟我生气呀！我想让桂晴好好劝劝她，谁知桂晴刚一开口，就被她骂了一顿。”他抬起头来认真地说：“我看也没什么。前几天村东冯家那边不也是这样办的吗？”
“你跟他们不一样。”昭阗把烟从嘴里拔出来“你现在刚刚被确定为考察对象，文圭汝、冯保才一直都在盯着你呢，我劝你还是谨慎一点儿为好。”
鲍福忽然高兴起来：“二哥你这一提醒，我倒有了主意，明天你就等着瞧吧，我让你一百个放心，啥事儿没有。”
“什么主意？”昭阗惊疑地问。
“这你就甭管了。你回去吃饭吧。”鲍福笑笑，扭头便走。
昭阗见他走了，便“咳”了一声，摇了摇头，回家去了。
鲍福回到家里，对桂晴说：“你先在家里先张罗着，我到文圭汝家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桂晴不解地问：“你去他家干吗？”
“好事儿，回来再告诉你。”冲她神秘地一笑，拔腿要走。
桂晴上前拦住：“敢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你说，到底有啥事儿？不然我不让你去。”
鲍福趴在她的耳朵上小声耳语了一番。桂晴听了，诧异一笑：“什么？这主意你也想得出来？赶快去呀！去晚了人家可就睡下了。”
两支烟的工夫，鲍福便满面春风地回来了。
“说好了？”桂晴迫不及待地问。
“还用问吗？”鲍福很自信地回答“那边的事儿就这样定了。这会儿咱俩再共同想想，明天的事儿还有什么没考虑周全的。”
两人又想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不妥了，才熄灯睡下。
次日早饭后，二十多号人陆陆续续地来到鲍福家里，文氏一一跟他们寒暄。每个人都把一包用草纸封好的点心和和一刀火纸交给桂晴，这叫“抓果钱”
看着人都来得差不多了，有人开始提醒鲍福：“人马上就到齐啦，准备上路吧。”
这时，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提出一个问题：“今儿咱去的人倒不算少，鲍福大侄子办的供品也很像样，可是咱们当中真正懂礼数的却没有一个。那文家屯在咱这一带可是最讲究礼数的，咱礼数不周也不是件美事儿呀！”
大伙儿一想，确实是这个理儿，于是便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普遍认为鲍福应该在街面上请一位懂礼数的老人带领着比较好。
鲍福说：“这事儿我考虑到了，他随后就来。”
话音刚落，只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精神抖擞地步入院子。老者瘦短身材，稀疏的几根白发梳向脑后，布满皱纹的脸上架着一副老花镜，尖尖的下巴上刮得精光。他上身穿一见粗布白褂，外罩一件黑绸子夹袄，下身穿一条黑粗布裤，脚蹬尖口布鞋，全身都是新的，活脱脱的一种绅士风度。
大家一眼便认出他是文圭汝的父亲文先实老汉。大家有的称呼他大爷，有的称呼他大叔，也有的称呼他大爷爷，还有的称呼他老爷爷。彼此见了面，都亲热得跟一家人似的。老汉不像他的儿子那样让人难以接近，老人家一向性格爽朗，言语风趣，有问必答，毫不遮掩；他虽然年逾古稀，但仍然嗓音尖亮，乐唱健谈，无拘无束。在村里人看来，他是一位最懂得礼数的老人。然而，仅仅因为他是大队二号人物的老爷子，所以人们平时跟他接触说归说，笑归笑，一般家里有事儿是轻易不敢惊动他老人家的。能把这么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请来办事也只有鲍福能做得到。于是人们又不由得赞叹起鲍福的胆识来了。
那么，鲍福为什么敢考虑先实老汉呢？难道他就不知道文圭汝最反对封建迷信吗？原来，鲍福跟文圭汝之间还有一层更深的关系。最初文氏嫁到鲍家，是文先实老汉做的保媒。芦花村的文家与文家屯的文家是同一血脉的两个支派。文先实与文氏的父亲是同宗弟兄，两人私交甚厚。若论血缘关系，鲍福应该管文圭汝叫舅。然而文圭汝却说，早些时他跟鲍福的父亲同时参加过区武工队，鲍福的父亲任区武工队副队长的时候，文圭汝还是他的部下呢。文圭汝一生最强调工作关系，因此他坚持让鲍福叫他大爷。早些年，两家还稍有走动，只是到了后来，随着思想观念的分歧，两家才显得生疏起来。然而这种生疏也仅仅局限于文圭汝和鲍福之间。昨天昭阗一提到文圭汝，鲍福马上就想起了他的父亲。这些年文家那边因为文圭汝太看重政治，因此家庭被弄得贫困潦倒。不仅四个儿子没有完成一房亲事，就连文先实老汉濒临暮年，都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一家老小一年到头不是菜粥，就是高粱羹，何尝闻过一丝荤腥。为此，先实老汉常常借故散发怨气，文圭汝只能忍气吞声。昨日之事，文圭汝不是没有耳闻，而是故意装聋作哑。鲍福找文老爷子出阵，压根儿就没有希望他展示什么礼数上的才华鲍福从来都不把礼数当作一回事儿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想堵一堵母亲和舅舅的口，特别是舅舅的口，二是想借此机会让文老爷子美美地吃上一顿。总而言之，这是件两全其美的事儿。既然明儿办的是你文家的事儿，那文老爷子出阵就是再风光不过的了。即使礼数上有闪失，那也不关我的事儿。另外文老爷子也没有理由不去，只要他坚持要去，谁也拦不住，万一文圭汝要拦，那只能招致鸡犬不宁。
鲍福觉得文老爷子已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步行十多里路怕累坏了，所以老早就为他准备了一辆地排车，并吩咐一位小伙子拉着他。
谁知老爷子根本就不服老，他说：“说这话是没几年的事儿，我步行到曹川专署拿一份儿文件，天明赶路，来回一百四十多里路，我两头还能看到太阳哩。”
“大叔，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实人企图说服他“人不服老不行，像你这把年纪的人当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你看看你的头发就知道了，不光全白了，还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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