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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虎、孙立人带领着中**队,在上海浴血奋战,不断地攻击日军。日军的外围防御在不断地被我军清除掉。日军也组织了多次反扑,与我军打开了阵地争夺战。

    林伯虎却在这时,将坦克撤了出来。根据隆美尔的综合防御建议,坦克要尽量保留下来。日军在海上,能够很机动地选择登陆地。我军需要靠坦克和汽车运输的部队,迅速在敌军的登陆附近集结,将日军驱逐回大海中。

    在进攻时,我军步兵的主要攻坚武器仍然是烟雾弹、盾牌、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林伯虎搞了一种三三制的组合,把一个班的士兵分成三个作战组,而每个作战组,有一套自己的绝招。有的组擅长用炸药包摧毁工事,有的组擅长用火焰喷射器将敌军烧得鬼哭狼嚎,有的组枪法准确,善于狙击日军,协助压制敌方火力。

    在防御时,我军用沙袋布下防御工事。国民党军传统布置的沙袋工事只有一面,像一堵墙。士兵在沙袋背后反击敌军。这种工事有个大缺,就是士兵是半蹲着或站在沙袋背后,日军的步枪或机枪直射造成的威胁,但手榴弹和炮弹在我军背后爆炸时,很容易造成伤亡。

    林伯虎命令布置双重沙袋,将阵地搞得想一个夹墙,又像一个升起来的壕沟。除非敌军炮弹或手榴弹直接落在夹墙内,否则很难对我军造成伤害。

    日军善于近战,靠集团冲锋和拼刺刀夺取阵地。我军则加强了投手榴弹,增加在20米内的战力。我军还配备了冲锋枪,增加近战火力。我军还将机枪阵地略微往后布置,使得日军的手榴弹兵很难摧毁我机枪阵地。

    日军同样擅长夜战。靠夜战攻坚也是日军克敌的诀窍之一。为了防止日军夜战突袭,我军还在阵地前燃了火把,布置了铁丝网和简易响铃。加强突前哨兵设置和巡逻。使得日军夜战不带有突然性。

    我军在外围控制了发电厂,可以对阵地照明。但探照灯常开着,会被日军的狙击手打掉。林伯虎就命令部队将探照灯关闭,只待敌军冲锋时,才突然打开。日军会一时间被直射的灯光照得什么也看不见,我军则趁机毙敌。

    我军在国仇家恨下,战士人人奋勇。我军人数也占优势。为了练兵,也为了保留士气,让部队休息充足,林伯虎还不断将部队换防,轮番上阵。在原时空的淞沪抗战中,我军防御时,由于采用了区域责任制,结果有的区域部队一直未与敌军接触,士兵怕与日军交锋。有的区域则反复与日军接战,部队消耗严重,弹药不济,人员过度疲劳,士气低落。当时蒋介石并没有完全清除军阀势力,为了调度部队相互支援,不得不亲临上海前线指挥。

    经过多次反复争夺后,日军不断退缩,逐渐失去其防御工事。但与此同时,日军的登陆计划也正在偷偷展开,我侦察机在海面上发现敌军在不断地集结战舰,却不清楚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江浙人民在加紧抢修笕桥机场,还在修建一些临时机场。为了防备万一,一些学校,政府机构,重要的工厂等都在开始往内地转移。政府开始在可能的交战区疏散人民。刘伯承在北方也在组织学校、政府机关、工厂等内迁。中国人民开始在艰难中,吞咽战争的痛苦。

    这日,周恩来却请了尧明、孔祥熙、阎锡山、邓平等,商议筹集军粮、疏散难民等大事。军政分家的好处立即体现出来了,蒋介石在前方忙军事,周恩来在后方帮助人民,稳定国家。

    孔祥熙是现任财政部长,周恩来当代理总理后,却将农业部长的职务让给了阎锡山。阎锡山在山西抓“村本制”,治理农村还是有一套方法的。邓平目前主要抓的,是开放经济和国际合作。

    彭德怀却从山西发来了急电,数十万大军驻扎在山西,出现粮食短缺。根据国民党的惯例,军队都拥有地方管理权,在当地自筹粮食。这种方式虽然减弱了对中央财政的依赖,也正是形成肆虐一方的军阀体系的根源。

    解决办法看起来简单,粮饷都由中央发。孔祥熙这个山西富商出生的财政部长当得并不好,国税收不上来,要么粮饷发不下去,要么国库透支,就很可能出现通货膨胀。

    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正处在最为罪恶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这个阶段的资本家的特色是极端自私,缺乏道德,赚取人民的血汗钱,发国难财成风。山西其实不缺粮食,但一下子增加了部队数量,又增加了各种建设工程,粮食需求在增加。商人们就趁机放大这种需求,造成恐慌心理,以谋取暴利。

    阎锡山是商家出生,孔祥熙也是山西富商出生,两人在一起,其实是很容易针对商人,找到对策的。偏偏孔祥熙私心太重,有些事情涉及自身利益,而阎锡山则过于中庸,深怕太出头,得罪他人。

    尧明当即采取了激将法:“对付山西商人,却是山西商人心里最清楚。只要我们的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能超越自我,在短期内,拿个临时方案出来,对付山西富商并不难。难的是制定一系列实用的长远制度,以国家宏观调控和国家局部参与的方式,让国家具有对粮食交易控制的能力。”

    大家对尧明的建议中的后一项感到惊讶,就向他询问其具体内容。尧明道:“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利有弊,设置任何政策,不仅要考虑可行性,还有考虑副作用,考虑制约副作用的机制。在战乱时,最简单实用的,可以称为快打斩乱麻的方法,是国家对粮食统一购销。”

    尧明又道:“这种方法的弊端也很大,一刀切后,没有了差异,会打击农民的积极性。人都有自私的罪性。不管是商人,还是农民,由于少了教化,自私性很强。必须承认这个现实。”

    尧明又叹息道:“基督教讲究赎罪,讲究对神的信靠顺服,也尊重国家政权。其实可以帮助国家管理。若信教的人比例大,我们制定政策时,鼓励因素可以多一些,防范因素可以少一些。”

    “宏观调控,则是对粮食价格波动范围进行指导。局部参与则是在某一些地区,由国家进行一些短期的购销,帮助消除流通中的堵塞。最关键的,是粮食的流通。我只想建议一些原则,具体方案嘛,不论是阎锡山先生,还是孔祥熙先生,都知道富商们是怎样钻漏洞的,也更知道如何才能堵住这些漏洞。难的却是为天下办大事,要损伤自身利益。”

    阎锡山红着脸道:“尧兄的一生何求之言,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既然想求影响天下之大权势,那鸡毛蒜皮的中庸之道,早就该放下了。我只是恶习难改而已。”,他又对周恩来道:“总理放心,这件事情,我回去就认真地想一个方案。到时候还请孔部长指教。”

    孔祥熙却是一直以姓“孔”而自豪的。中庸之道,原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听阎锡山如此唾弃之,不由得脸色阴阴。尧明顺便提醒,不管经营哪一个行业的商人,不仅要受管制,还要有一本营业执照,才能取得这一行业中的经营权。那些囤积粮食的富商,干脆靠法律手段,禁止其粮食经营,把这股风气先压下来。

    如何安置难民又是另外一个大事情。尧明强调最基本的原则是“国家爱人民,人民才能爱国家”。原时空中国的灾荒年中,逃难的夫妻装扮成兄妹,让妻子再出去嫁人,丈夫帮人打工,变相地为了糊口而卖身为奴隶的例子真的不少。尧明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惨剧。

    尧明想起了在中世纪时,法国教士让法国人种植红薯,为圣女贞德筹集军粮的故事。就建议在南方农村广泛种植红薯等经济粮食作物。邓平则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粮食作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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