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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并不明白自己胜利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比刘基更强,而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了他的一边。朱元璋对于两大集团的斗争情况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没有出来调解,是因为无论这场斗争谁胜谁负,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无论是姓胡的地主胜利还是姓刘的地主胜利,只要保证朱地主的最高地位就行了。
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胡惟庸,并不是因为他很强,相反,正是因为胡惟庸对朱元璋的威胁小,所以朱元璋才让他成为了胜利者。而愚蠢的胡惟庸并不了解这一点。
于是,在打垮刘基后,胡惟庸越发猖狂,他贪污受贿,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敢于挑战朱元璋的权力,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官员升降、处决犯人,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
洪武六年(1373),胡惟庸挤走了另一个丞相汪广洋,独揽丞相大权,并掌权七年之久。
但让人费解的是,朱元璋却对胡惟庸的犯上行为无任何表示,这是很不寻常的。
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自血火之中奋战而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李善长仅仅是稍微独断专行了些,就被他勒令退休,胡惟庸何许人也?既无军功,也无政绩,居然敢如此放肆!
这就实在让人不解了,很多的历史资料上记载了种种胡惟庸不法及朱元璋置之不理的故事,并由此推断出胡惟庸罪有应得、朱元璋正当防卫的结论。
当我们揭开事实的表象,分析其中的本质时,就会发现大有文章。
历史上著名的郑庄公,一直不为其母亲所喜爱,他的弟弟也仗着母亲的溺爱,向他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而郑庄公总是满足他,直到最后,他的弟弟企图谋反,郑庄公才出兵将之灭掉。
后人往往以为郑庄公仁至义尽,传为美谈,可是也有人指出,郑庄公是真正的伪君子,是想要他弟弟的命,才纵容他的不法。
当我们深刻理解了这个故事后,对朱元璋的这种反常举动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结论——这是一个阴谋。
这个阴谋在不同的语言方式中有不同的说法,成语是“欲擒故纵”,学名叫“捧杀”,俗语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用小兵张嘎的话来说是“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
但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对付一个小小的胡惟庸,朱元璋需要动这么多脑筋,要忍耐他七年之久吗?
不错,当我们仔细地分析历史,就会发现,胡惟庸绝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灭的是胡惟庸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
朱元璋甘愿忍受胡惟庸的专横,让这个跳梁小丑尽情表演,套用围棋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不为小利,必有大谋”,他经历如此多的磨难,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这些当世豪杰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小小的胡惟庸!
他这样委屈自己,只因他的目标对手太过强大,这个对手并不是李善长,也不是淮西集团,而是胡惟庸身后那延续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自从朱元璋当皇帝后,他一直都觉得这个制度过于限制他的权力,他一向认为天下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争来的,偏偏有人要来分权,真是岂有此理!
但是这个制度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大臣还是一般的百姓都认为丞相是必不可少的。要废除这个制度,必须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而胡惟庸这样无德之人的任意妄为正好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借口。
他静静地注视着胡惟庸,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胡惟庸的对策
胡惟庸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但他并不笨。随着自己行为的一步步出格,他对朱元璋的畏惧也越来越大。然而朱元璋却并不对他下手,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还是比较了解朱元璋的,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从不妥协。
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胡惟庸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那就是拉人下水。
在他看来,要想不被朱元璋杀掉,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与他站在同一边。所谓法不责众,你朱元璋总不能把大臣都一网打尽吧。
至于手段也是比较简单的,先找好对象,然后封官许愿,大家一起吃个饭、沐个浴,然后搞点娱乐节目,情感交融之后,找一个双方都关注的话题谈话,这期间是要投入点感情的,如果谈话中能流下点“真诚”的泪水,那么效果会更好。
这一套下来,双方就成了铁兄弟,然后就是结盟发誓,有福必然共享,有难必然同当。
如果细细分析一下拉人下水这个词,就会发现其中问题很多,如果要去的是什么好地方,是不用拉的,下水还要人拉,可见这“水”不是油锅就是火坑,正所谓“有危险你去,有黑锅你背”是也。一旦有了什么麻烦,誓言就会转变为“有难必然你当,有福自然我享”。
被他这一套拉下水的有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骧等一批重臣,一时之间朝中都是胡惟庸的眼线。
但胡惟庸并不满足,他还要拉拢一个最重要的人——李善长。
因为李善长不但德高望重,身上还有一件难得的宝物,那就是免死铁券。
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免死铁券这玩意儿。在明朝,皇帝给大臣最高的奖赏就是免死铁券,其作用是将来大臣犯法,锦衣卫去家里杀人的时候,只要你没丢掉(估计也不会有人丢),而且在刀砍掉你脑袋前拿出来,就可以免除一死。很多的大臣为脑袋考虑,费尽心思想搞到一张,因为无论什么金券银券都没有这张铁券顶用,那些有幸拿到的,就会放在家里的大堂供起来,逢人来就会展示给对方看,似乎有了这张铁券就有两个脑袋。
李善长就有这样宝贝,而且还有两张,胡惟庸拼命巴结他,这两张铁券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虽然胡惟庸不能拿去自己用,但李善长不死,自己就有了靠山。
但这张铁券的作用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铁券是皇帝给的,就像支票一样,能否兑现要看开票的银行,皇帝就是开票行,他说这东西有效就有效,他说过期就过期。很难想象皇帝如果下决心杀掉某人,会因为自己曾经开出的一张口头支票而改变主意。用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捧得起你,就踩得倒你!”
换个思维角度来看,其中的变数也很多,皇帝不一定非要杀你不可,他大可把你关起来,打你个半死,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找人害你一下,然后报个暴病而死。这样既成全了他的名声,又遂了心愿,一举两得。不是我不守信用,实在是你没福气啊。
而当时的胡惟庸和李善长都非常看重这两张空头支票,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朱元璋比起来只是小学生阶段。
当胡惟庸暴露出他的企图后,李善长并未理睬他,因为他和愚蠢的胡惟庸不一样,他亲眼看到过无数的英雄豪杰都败在朱元璋的手上,十分了解朱元璋的可怕,不会犯和朱元璋作对这样愚蠢的错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当年选择的小人物,现在居然不自量力,要和朱元璋较劲,甚至现在还要拉自己下水。时移事易啊,他坚定地拒绝了胡惟庸的要求。
胡惟庸这个人看问题不行,看人倒还是有一套的,他发现李善长不吃他那一套,便开始走亲戚路线。恰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于是胡惟庸便把李存义拉下了水。李存义得了好处,便不停地游说李善长。李善长刚开始的时候还严词呵斥李存义,后来听得多了,也就默许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已经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李善长就这样被拉下了水。
胡惟庸终于放心了,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你朱元璋能把我怎么样?你能做皇帝,我就不能吗?
现在看来,他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
但胡惟庸的这些活动确实给朱元璋出了道难题,毕竟如此之多的大臣都是一党,朱元璋要考虑如何分化瓦解他们,才能消灭胡惟庸的势力,而这又谈何容易,真是一道难题啊。
然而朱元璋在听完密探对胡惟庸反常举动的报告后,只用了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水平是相当的高。
“那就都杀掉吧!”
杀人偿命
在杀人这件事情上,朱元璋一向是说到做到的,他冷眼旁观胡惟庸的一举一动,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而胡惟庸也积极做着对付朱元璋的准备,他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正面交锋的。
这一天很快到来了。
在一次出游中,胡惟庸的儿子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胡惟庸一怒之下没有通知司法部门就杀了马车夫。这件事情传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命令胡惟庸向他解释这件事情。
胡惟庸赶到朱元璋处。他在路上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一见到朱元璋,他便忙不迭地诉起苦来,说自己是如何可怜、儿子如何孝顺、马车夫如何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压线行驶等等,而朱元璋的态度非常奇怪。
他只是沉默,用冷冷的眼光看着胡惟庸。
胡惟庸仍不知趣,不停地述说着委屈,等到他发现在这场两个人的对话中始终只有一个人说话时,他停住了,看着朱元璋,他发现朱元璋也正看着他。
令人恐惧的沉默。
朱元璋终于站了起来,他走到胡惟庸面前,用不大却十分清楚的声音平静地说道:“杀人偿命。”
然后他飘然而出,没有再看胡惟庸一眼。
胡惟庸呆住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地看着前方。
突然,胡惟庸的手颤抖起来,他用身体压住自己的手,但是没有用,他全身都抖动起来,就如同一个抽风的人。
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惧了,这是他身体的自然反应。
在家中与那些同党商议的时候,他觉得朱元璋似乎软弱得不堪一击,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而朱元璋并没有什么亲信。随着他的同党人数的增加,他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的强大。在同党的吹捧中,他似乎看到自己将要取朱元璋而代之,成为最高的统治者!
而当他真正面对朱元璋的眼神时,他才感觉到,自己和面前的这个人差得太远。自己也算是个人才,但自己的对手似乎并不是人,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
朱元璋是这样走到这一步的:从茅草屋的风雨到皇觉寺的孤灯,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他从千军万马中奔驰而出,自尸山血海里站立起来;他经历过无数的磨难,忍受过无数的痛苦,他不畏惧所有的权威,不惧怕任何的敌人;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下去,他见过的死人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还多!
胡惟庸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为敌,不是他没有野心,而是因为畏惧。
不用交手,胡惟庸已经明白,自己上错了擂台,他跟朱元璋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
但后悔已经太晚了,就一条路走到黑吧。
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史料记载,是胡惟庸准备谋反,为人揭发,所以朱元璋动手解决了胡惟庸。然而也有一些史料记载,此事另有隐情,在我看来,后者可能更有可信度。
洪武十二年(1379)十月,占城国(今越南中部)派使节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将此事奏报给朱元璋知道,这应该可以算是严重的外交事件,朱元璋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京城时,长期累积的怒火终于爆发,他严词训斥了应对此事负责的胡惟庸和汪广洋(时任左都御史)。
其实这个时候,胡惟庸最正确的应对方法是认错,谁没有个打瞌睡的时候呢。但他却和汪广洋把责任推给了礼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事。
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意性思维,并将之运用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他没有被胡惟庸牵着鼻子走,去查询到底是谁干了这件事,而是先处死了汪广洋,然后囚系了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官员。
既然不是你就是他,那我把你们都抓起来一定是没错的。
刀已经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了,何时砍下只是个时间问题。
他并没有等太久。
涂节是胡惟庸的死党,他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相信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个官职。他在胡惟庸集团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发动舆论攻击政敌,拉帮结派图谋不轨,哪样都少不了他,胡惟庸一直把他看做自己的亲信。
然而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的含义——置你于死地的同党。
他眼见胡惟庸不行了,便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朱元璋等待的就是这一刻,他命令立刻处死胡惟庸、陈宁和胡党中的重要成员,并灭了胡惟庸的三族。然后他命令,深入调查还有谁参与此事,如果查证属实,一律处死!
于是名留青史的胡惟庸案件拉开了序幕,事实证明,查证属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太麻烦,而一律处死很容易,当时的审讯方式也为此案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审案的官员抓住嫌疑人后首先提供的待遇不是咖啡或是清茶,而是死打一顿,打完再说,有些与被审官员有仇的家伙还会趁乱上去过过手瘾,反正也是办公事,顺便报报私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然后就是询问同党,那些读书人哪里经得起打,东扯西拉供出很多所谓同党来,只要自己认识的、有一面之缘的、借过钱的、还过债的,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审案官员自然大喜,上奏皇帝,再去抓其他人,于是案件越来越大,从洪武十三年(1380)案发,连续查了好几年,被杀者超过一万人。
胡惟庸精心筹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么被摧毁了,事实证明,朱元璋要消灭他十分容易,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胡惟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唯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拉了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
我们差点忘记了那个告密的涂节,他的结局颇有戏剧色彩,这个在胡惟庸案件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人案发后即被押赴刑场,与胡惟庸一同被处死,不知此二人在刑场上相遇,会有何感慨。
胡惟庸死了,这个结果正是朱元璋需要的,现在他正坐在自己的龙椅上,看着下面的大臣们,这些可怜的幸存者,他们和胡惟庸同朝为臣,或多或少都有些接触,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一个个被拉出去杀掉,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该结束了吧,我们只想活下去。
朱元璋却并不这么想,在他看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不要急,好戏才刚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就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上千年的职位,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安排机构分流人员。如此大动作,却干得雷厉风行、干净利落,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早有准备的,就如同《水浒传》的宋江,晁盖死后无论如何不肯继位,一旦“勉为其难”答应了,立刻就能组织大型庆典。
无论如何,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丞相这个让人讨厌的职位终于消失了,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对于他的王朝和他的子孙来说,这将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丞相这个职位是必须存在的。下面我们将开始讲述。
丞相是怎样炼成的
有人曾对我说,知道历史表象就好,无需知道历史本质。把故事讲明白就行了,至于原因,是无关紧要的。
是的,故事是有趣的,原因是枯燥的。但枯燥的,更有价值。
对很多人而言,诸葛亮和刘伯温是两个神人,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方向,即使住在农村里,一年进不了几次城,也能够知道天下大势,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向,如诸葛亮之于“隆中对”,刘伯温之于安丰之战,坐在炕上,盘着腿就能预知未来。
因为他们知道故事,而且了解原因。所以,他们才无比强大。
这个世界上,最让人畏惧的就是未知,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就不会再害怕。但在时间机器没有发明之前,我们还是只能向诸葛亮和刘伯温同志学习,比如当我们知道了地主怎样炼成的规律后,下次当你看到史书上的某位农民领袖起义,你不需要再往下看,只要这人没有在起义过程中被人干掉,你就能肯定,下一个王朝中必然多了一个地主。这就是内涵的力量,无比强大的力量。
就此开始吧,这次我们的主角还是张三,他刚刚当完了地主,这次我们仍然用他当主角,但在丞相这一篇中,他不能直接当丞相,而是要先当村长。
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他就要开始管理,每天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看甲家的门有没有锁好,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村子不大,一天可以逛两三趟,完事后回家睡觉,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
不久,张三当上了乡长,乡很大,他要逛一天才能走一圈,于是他开始两天逛一趟,把工作交给村长负责。
由于工作出色,张三当上了知县,他每天再也不能去逛了,他全部的时间要用来批示乡长们的报告,并完全信任他们。
之后张三不断升官,从知府到布政使,再到丞相,全国都归他管(我们假设没有皇帝),这下子张三就忙了,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每天见无数的人,忙到晚上还没完,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要找他,而他一个人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做出决断,他实在太累了,于是他找了一个人帮他的忙,并把自己的权力分一部分给他。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张三的位置就类似皇帝,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
由于全国事情太多,而皇帝的精力有限,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
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丞相的由来,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
历来的皇帝不乏英明之人,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却都使用了丞相制度,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皇帝是并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力交出去的,因为一旦将权力分给别人,自己就有被制约的危险。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必然导致丞相制度的产生。
说到底,丞相确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他不断地给皇帝提意见,并且还能反驳皇帝,作为皇帝是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他认为,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招来干活的一个打工仔,自己给了他工作,给了他权力,但这个人却什么都要管。
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还要管自己的私事。想修个房子他要管,说是费钱;想出去玩他要管,说是劳民。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连自己吃饭休息睡老婆,他也要管,不但要管,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为了陛下身体着想”,脸上还经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好像自己总是欠他二百块钱似的。
到底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
问题在于,你还不能发脾气。那些士大夫们都看着呢,你要接受他的意见,态度还要好。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甚至于处罚了他。那麻烦就来了,道理总是在丞相一边,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而你就很不幸地背上了不纳谏的恶名。下面那些官员也会站在他的一边,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那些丞相们心里也清楚着呢,所以干这些事的时候往往是前仆后继,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
因为这些原因,皇帝是并不喜欢那些丞相的,他们都像朱元璋一样,十分想把这个职位取消,但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所有的事情就要自己干了。可是辛苦当上皇帝并不只是为了干活的,他们还要享受生活,自己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强的精力。所以这个职位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朱元璋干皇帝为止。
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小伙子身体棒,精神头儿足,饭量大,一顿能扒好几碗,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在他看来,把丞相赶回家,也不过是多干点活,自己累点,也没什么。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
吴晗先生统计过,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朱元璋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
这真是一个让人胆寒的数字,朱元璋时代没有劳动法,他干八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但他就这么不停地干着,这也使得他很讨厌那些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表现了这一点,当时的户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时间,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朱元璋当机立断,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一万多字了。
朱元璋气极,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可以看到,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在他看来,多干点活就行了,然而事情远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
双方的关系其实可以用拔河这个运动来形容。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向着自己的方向拉,这项运动并没有裁判,但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太过分,双方的进退都有一定限度。
这个限度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他告诉拔河的双方,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大臣不能干涉,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管的,皇帝应该允许。
在那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的博弈中,这一规则在不断地完善。双方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在这样的规则中,权力达到了平衡。
而朱元璋不守规则,改变了这一切,他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
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权力由他一人掌握就可以了,不再需要所谓的平衡。
事实证明他错了,历史规则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种平衡,历史之神将给他和他的子孙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
他们也不守规则。
当然朱元璋同志不守规则的行为只是害了他自己,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朱元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
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这些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起着作用。比如著名的黄金分割,以黄金分割比例确定的图案是最美丽的,划分的结构是最合理的。很多艺术高超的二胡演奏家发现,在胡... -->>
胡惟庸并不明白自己胜利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比刘基更强,而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了他的一边。朱元璋对于两大集团的斗争情况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没有出来调解,是因为无论这场斗争谁胜谁负,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无论是姓胡的地主胜利还是姓刘的地主胜利,只要保证朱地主的最高地位就行了。
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胡惟庸,并不是因为他很强,相反,正是因为胡惟庸对朱元璋的威胁小,所以朱元璋才让他成为了胜利者。而愚蠢的胡惟庸并不了解这一点。
于是,在打垮刘基后,胡惟庸越发猖狂,他贪污受贿,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敢于挑战朱元璋的权力,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官员升降、处决犯人,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
洪武六年(1373),胡惟庸挤走了另一个丞相汪广洋,独揽丞相大权,并掌权七年之久。
但让人费解的是,朱元璋却对胡惟庸的犯上行为无任何表示,这是很不寻常的。
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自血火之中奋战而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李善长仅仅是稍微独断专行了些,就被他勒令退休,胡惟庸何许人也?既无军功,也无政绩,居然敢如此放肆!
这就实在让人不解了,很多的历史资料上记载了种种胡惟庸不法及朱元璋置之不理的故事,并由此推断出胡惟庸罪有应得、朱元璋正当防卫的结论。
当我们揭开事实的表象,分析其中的本质时,就会发现大有文章。
历史上著名的郑庄公,一直不为其母亲所喜爱,他的弟弟也仗着母亲的溺爱,向他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而郑庄公总是满足他,直到最后,他的弟弟企图谋反,郑庄公才出兵将之灭掉。
后人往往以为郑庄公仁至义尽,传为美谈,可是也有人指出,郑庄公是真正的伪君子,是想要他弟弟的命,才纵容他的不法。
当我们深刻理解了这个故事后,对朱元璋的这种反常举动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结论——这是一个阴谋。
这个阴谋在不同的语言方式中有不同的说法,成语是“欲擒故纵”,学名叫“捧杀”,俗语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用小兵张嘎的话来说是“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
但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对付一个小小的胡惟庸,朱元璋需要动这么多脑筋,要忍耐他七年之久吗?
不错,当我们仔细地分析历史,就会发现,胡惟庸绝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灭的是胡惟庸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
朱元璋甘愿忍受胡惟庸的专横,让这个跳梁小丑尽情表演,套用围棋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不为小利,必有大谋”,他经历如此多的磨难,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这些当世豪杰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小小的胡惟庸!
他这样委屈自己,只因他的目标对手太过强大,这个对手并不是李善长,也不是淮西集团,而是胡惟庸身后那延续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自从朱元璋当皇帝后,他一直都觉得这个制度过于限制他的权力,他一向认为天下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争来的,偏偏有人要来分权,真是岂有此理!
但是这个制度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大臣还是一般的百姓都认为丞相是必不可少的。要废除这个制度,必须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而胡惟庸这样无德之人的任意妄为正好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借口。
他静静地注视着胡惟庸,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胡惟庸的对策
胡惟庸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但他并不笨。随着自己行为的一步步出格,他对朱元璋的畏惧也越来越大。然而朱元璋却并不对他下手,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还是比较了解朱元璋的,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从不妥协。
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胡惟庸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那就是拉人下水。
在他看来,要想不被朱元璋杀掉,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与他站在同一边。所谓法不责众,你朱元璋总不能把大臣都一网打尽吧。
至于手段也是比较简单的,先找好对象,然后封官许愿,大家一起吃个饭、沐个浴,然后搞点娱乐节目,情感交融之后,找一个双方都关注的话题谈话,这期间是要投入点感情的,如果谈话中能流下点“真诚”的泪水,那么效果会更好。
这一套下来,双方就成了铁兄弟,然后就是结盟发誓,有福必然共享,有难必然同当。
如果细细分析一下拉人下水这个词,就会发现其中问题很多,如果要去的是什么好地方,是不用拉的,下水还要人拉,可见这“水”不是油锅就是火坑,正所谓“有危险你去,有黑锅你背”是也。一旦有了什么麻烦,誓言就会转变为“有难必然你当,有福自然我享”。
被他这一套拉下水的有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骧等一批重臣,一时之间朝中都是胡惟庸的眼线。
但胡惟庸并不满足,他还要拉拢一个最重要的人——李善长。
因为李善长不但德高望重,身上还有一件难得的宝物,那就是免死铁券。
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免死铁券这玩意儿。在明朝,皇帝给大臣最高的奖赏就是免死铁券,其作用是将来大臣犯法,锦衣卫去家里杀人的时候,只要你没丢掉(估计也不会有人丢),而且在刀砍掉你脑袋前拿出来,就可以免除一死。很多的大臣为脑袋考虑,费尽心思想搞到一张,因为无论什么金券银券都没有这张铁券顶用,那些有幸拿到的,就会放在家里的大堂供起来,逢人来就会展示给对方看,似乎有了这张铁券就有两个脑袋。
李善长就有这样宝贝,而且还有两张,胡惟庸拼命巴结他,这两张铁券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虽然胡惟庸不能拿去自己用,但李善长不死,自己就有了靠山。
但这张铁券的作用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铁券是皇帝给的,就像支票一样,能否兑现要看开票的银行,皇帝就是开票行,他说这东西有效就有效,他说过期就过期。很难想象皇帝如果下决心杀掉某人,会因为自己曾经开出的一张口头支票而改变主意。用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捧得起你,就踩得倒你!”
换个思维角度来看,其中的变数也很多,皇帝不一定非要杀你不可,他大可把你关起来,打你个半死,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找人害你一下,然后报个暴病而死。这样既成全了他的名声,又遂了心愿,一举两得。不是我不守信用,实在是你没福气啊。
而当时的胡惟庸和李善长都非常看重这两张空头支票,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朱元璋比起来只是小学生阶段。
当胡惟庸暴露出他的企图后,李善长并未理睬他,因为他和愚蠢的胡惟庸不一样,他亲眼看到过无数的英雄豪杰都败在朱元璋的手上,十分了解朱元璋的可怕,不会犯和朱元璋作对这样愚蠢的错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当年选择的小人物,现在居然不自量力,要和朱元璋较劲,甚至现在还要拉自己下水。时移事易啊,他坚定地拒绝了胡惟庸的要求。
胡惟庸这个人看问题不行,看人倒还是有一套的,他发现李善长不吃他那一套,便开始走亲戚路线。恰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于是胡惟庸便把李存义拉下了水。李存义得了好处,便不停地游说李善长。李善长刚开始的时候还严词呵斥李存义,后来听得多了,也就默许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已经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李善长就这样被拉下了水。
胡惟庸终于放心了,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你朱元璋能把我怎么样?你能做皇帝,我就不能吗?
现在看来,他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
但胡惟庸的这些活动确实给朱元璋出了道难题,毕竟如此之多的大臣都是一党,朱元璋要考虑如何分化瓦解他们,才能消灭胡惟庸的势力,而这又谈何容易,真是一道难题啊。
然而朱元璋在听完密探对胡惟庸反常举动的报告后,只用了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水平是相当的高。
“那就都杀掉吧!”
杀人偿命
在杀人这件事情上,朱元璋一向是说到做到的,他冷眼旁观胡惟庸的一举一动,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而胡惟庸也积极做着对付朱元璋的准备,他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正面交锋的。
这一天很快到来了。
在一次出游中,胡惟庸的儿子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胡惟庸一怒之下没有通知司法部门就杀了马车夫。这件事情传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命令胡惟庸向他解释这件事情。
胡惟庸赶到朱元璋处。他在路上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一见到朱元璋,他便忙不迭地诉起苦来,说自己是如何可怜、儿子如何孝顺、马车夫如何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压线行驶等等,而朱元璋的态度非常奇怪。
他只是沉默,用冷冷的眼光看着胡惟庸。
胡惟庸仍不知趣,不停地述说着委屈,等到他发现在这场两个人的对话中始终只有一个人说话时,他停住了,看着朱元璋,他发现朱元璋也正看着他。
令人恐惧的沉默。
朱元璋终于站了起来,他走到胡惟庸面前,用不大却十分清楚的声音平静地说道:“杀人偿命。”
然后他飘然而出,没有再看胡惟庸一眼。
胡惟庸呆住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地看着前方。
突然,胡惟庸的手颤抖起来,他用身体压住自己的手,但是没有用,他全身都抖动起来,就如同一个抽风的人。
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惧了,这是他身体的自然反应。
在家中与那些同党商议的时候,他觉得朱元璋似乎软弱得不堪一击,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而朱元璋并没有什么亲信。随着他的同党人数的增加,他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的强大。在同党的吹捧中,他似乎看到自己将要取朱元璋而代之,成为最高的统治者!
而当他真正面对朱元璋的眼神时,他才感觉到,自己和面前的这个人差得太远。自己也算是个人才,但自己的对手似乎并不是人,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
朱元璋是这样走到这一步的:从茅草屋的风雨到皇觉寺的孤灯,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他从千军万马中奔驰而出,自尸山血海里站立起来;他经历过无数的磨难,忍受过无数的痛苦,他不畏惧所有的权威,不惧怕任何的敌人;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下去,他见过的死人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还多!
胡惟庸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为敌,不是他没有野心,而是因为畏惧。
不用交手,胡惟庸已经明白,自己上错了擂台,他跟朱元璋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
但后悔已经太晚了,就一条路走到黑吧。
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史料记载,是胡惟庸准备谋反,为人揭发,所以朱元璋动手解决了胡惟庸。然而也有一些史料记载,此事另有隐情,在我看来,后者可能更有可信度。
洪武十二年(1379)十月,占城国(今越南中部)派使节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将此事奏报给朱元璋知道,这应该可以算是严重的外交事件,朱元璋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京城时,长期累积的怒火终于爆发,他严词训斥了应对此事负责的胡惟庸和汪广洋(时任左都御史)。
其实这个时候,胡惟庸最正确的应对方法是认错,谁没有个打瞌睡的时候呢。但他却和汪广洋把责任推给了礼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事。
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意性思维,并将之运用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他没有被胡惟庸牵着鼻子走,去查询到底是谁干了这件事,而是先处死了汪广洋,然后囚系了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官员。
既然不是你就是他,那我把你们都抓起来一定是没错的。
刀已经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了,何时砍下只是个时间问题。
他并没有等太久。
涂节是胡惟庸的死党,他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相信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个官职。他在胡惟庸集团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发动舆论攻击政敌,拉帮结派图谋不轨,哪样都少不了他,胡惟庸一直把他看做自己的亲信。
然而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的含义——置你于死地的同党。
他眼见胡惟庸不行了,便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朱元璋等待的就是这一刻,他命令立刻处死胡惟庸、陈宁和胡党中的重要成员,并灭了胡惟庸的三族。然后他命令,深入调查还有谁参与此事,如果查证属实,一律处死!
于是名留青史的胡惟庸案件拉开了序幕,事实证明,查证属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太麻烦,而一律处死很容易,当时的审讯方式也为此案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审案的官员抓住嫌疑人后首先提供的待遇不是咖啡或是清茶,而是死打一顿,打完再说,有些与被审官员有仇的家伙还会趁乱上去过过手瘾,反正也是办公事,顺便报报私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然后就是询问同党,那些读书人哪里经得起打,东扯西拉供出很多所谓同党来,只要自己认识的、有一面之缘的、借过钱的、还过债的,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审案官员自然大喜,上奏皇帝,再去抓其他人,于是案件越来越大,从洪武十三年(1380)案发,连续查了好几年,被杀者超过一万人。
胡惟庸精心筹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么被摧毁了,事实证明,朱元璋要消灭他十分容易,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胡惟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唯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拉了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
我们差点忘记了那个告密的涂节,他的结局颇有戏剧色彩,这个在胡惟庸案件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人案发后即被押赴刑场,与胡惟庸一同被处死,不知此二人在刑场上相遇,会有何感慨。
胡惟庸死了,这个结果正是朱元璋需要的,现在他正坐在自己的龙椅上,看着下面的大臣们,这些可怜的幸存者,他们和胡惟庸同朝为臣,或多或少都有些接触,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一个个被拉出去杀掉,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该结束了吧,我们只想活下去。
朱元璋却并不这么想,在他看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不要急,好戏才刚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就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上千年的职位,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安排机构分流人员。如此大动作,却干得雷厉风行、干净利落,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早有准备的,就如同《水浒传》的宋江,晁盖死后无论如何不肯继位,一旦“勉为其难”答应了,立刻就能组织大型庆典。
无论如何,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丞相这个让人讨厌的职位终于消失了,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对于他的王朝和他的子孙来说,这将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丞相这个职位是必须存在的。下面我们将开始讲述。
丞相是怎样炼成的
有人曾对我说,知道历史表象就好,无需知道历史本质。把故事讲明白就行了,至于原因,是无关紧要的。
是的,故事是有趣的,原因是枯燥的。但枯燥的,更有价值。
对很多人而言,诸葛亮和刘伯温是两个神人,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方向,即使住在农村里,一年进不了几次城,也能够知道天下大势,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向,如诸葛亮之于“隆中对”,刘伯温之于安丰之战,坐在炕上,盘着腿就能预知未来。
因为他们知道故事,而且了解原因。所以,他们才无比强大。
这个世界上,最让人畏惧的就是未知,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就不会再害怕。但在时间机器没有发明之前,我们还是只能向诸葛亮和刘伯温同志学习,比如当我们知道了地主怎样炼成的规律后,下次当你看到史书上的某位农民领袖起义,你不需要再往下看,只要这人没有在起义过程中被人干掉,你就能肯定,下一个王朝中必然多了一个地主。这就是内涵的力量,无比强大的力量。
就此开始吧,这次我们的主角还是张三,他刚刚当完了地主,这次我们仍然用他当主角,但在丞相这一篇中,他不能直接当丞相,而是要先当村长。
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他就要开始管理,每天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看甲家的门有没有锁好,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村子不大,一天可以逛两三趟,完事后回家睡觉,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
不久,张三当上了乡长,乡很大,他要逛一天才能走一圈,于是他开始两天逛一趟,把工作交给村长负责。
由于工作出色,张三当上了知县,他每天再也不能去逛了,他全部的时间要用来批示乡长们的报告,并完全信任他们。
之后张三不断升官,从知府到布政使,再到丞相,全国都归他管(我们假设没有皇帝),这下子张三就忙了,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每天见无数的人,忙到晚上还没完,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要找他,而他一个人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做出决断,他实在太累了,于是他找了一个人帮他的忙,并把自己的权力分一部分给他。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张三的位置就类似皇帝,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
由于全国事情太多,而皇帝的精力有限,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
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丞相的由来,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
历来的皇帝不乏英明之人,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却都使用了丞相制度,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皇帝是并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力交出去的,因为一旦将权力分给别人,自己就有被制约的危险。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必然导致丞相制度的产生。
说到底,丞相确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他不断地给皇帝提意见,并且还能反驳皇帝,作为皇帝是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他认为,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招来干活的一个打工仔,自己给了他工作,给了他权力,但这个人却什么都要管。
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还要管自己的私事。想修个房子他要管,说是费钱;想出去玩他要管,说是劳民。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连自己吃饭休息睡老婆,他也要管,不但要管,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为了陛下身体着想”,脸上还经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好像自己总是欠他二百块钱似的。
到底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
问题在于,你还不能发脾气。那些士大夫们都看着呢,你要接受他的意见,态度还要好。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甚至于处罚了他。那麻烦就来了,道理总是在丞相一边,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而你就很不幸地背上了不纳谏的恶名。下面那些官员也会站在他的一边,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那些丞相们心里也清楚着呢,所以干这些事的时候往往是前仆后继,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
因为这些原因,皇帝是并不喜欢那些丞相的,他们都像朱元璋一样,十分想把这个职位取消,但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所有的事情就要自己干了。可是辛苦当上皇帝并不只是为了干活的,他们还要享受生活,自己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强的精力。所以这个职位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朱元璋干皇帝为止。
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小伙子身体棒,精神头儿足,饭量大,一顿能扒好几碗,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在他看来,把丞相赶回家,也不过是多干点活,自己累点,也没什么。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
吴晗先生统计过,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朱元璋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
这真是一个让人胆寒的数字,朱元璋时代没有劳动法,他干八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但他就这么不停地干着,这也使得他很讨厌那些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表现了这一点,当时的户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时间,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朱元璋当机立断,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一万多字了。
朱元璋气极,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可以看到,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在他看来,多干点活就行了,然而事情远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
双方的关系其实可以用拔河这个运动来形容。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向着自己的方向拉,这项运动并没有裁判,但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太过分,双方的进退都有一定限度。
这个限度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他告诉拔河的双方,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大臣不能干涉,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管的,皇帝应该允许。
在那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的博弈中,这一规则在不断地完善。双方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在这样的规则中,权力达到了平衡。
而朱元璋不守规则,改变了这一切,他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
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权力由他一人掌握就可以了,不再需要所谓的平衡。
事实证明他错了,历史规则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种平衡,历史之神将给他和他的子孙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
他们也不守规则。
当然朱元璋同志不守规则的行为只是害了他自己,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朱元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
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这些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起着作用。比如著名的黄金分割,以黄金分割比例确定的图案是最美丽的,划分的结构是最合理的。很多艺术高超的二胡演奏家发现,在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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