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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队长见李准脸色变幻,久久不语,不由得开口唤了一声,等李准抬头看他,便试探着说道:“乱党躬行荆聂之事,且悍不畏死,大人不可不虑。”

    李准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可虑归可虑,然吾等为朝廷命官,剿匪平乱乃份内之事,又如何不与乱党结怨?倘纵容姑息,朝廷亦要降罪。这左右为难,如之奈何?”

    卫队长想了想,委婉地建议道:“大人可还记得崖州之行,那陈大人既能花钱买平安。保住产业不受损失,您是否也——”

    李准陷入了沉思。半晌无力地摆了摆手,说道:“此事万不可行,陈大人亦官亦商,商人倒是占了多半;本官却是责任所在,与乱党岂能勾连?嗯,你且退下。容本官细思,细思。”

    其实,不是李准没这个想法,而是他还不想轻率地在卫队长面前承认。毕竟人心隔肚皮,这通匪的罪名非同小可。他要慎重,要想出一个既稳妥又保密的办法。

    ……………

    同样是刺杀,却又有不同之处。

    复兴会的行动有其深意,恐吓广东官员,打乱其剿乱计划,从侧面支援琼州革命军。同时,也在官员中造成心理阴影,为以后的工作提供方便条件。

    而吴樾之谋刺出洋五大臣,虽然轰动,虽然勇烈,但当时的主流报刊舆对这次暗杀事件的评价却不高。相反,他们大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对吴樾的暗杀恐怖活动一般都持谴责态度。

    不仅如此,舆论还深恐这次炸弹事件会影响到大臣出洋考察,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于是,他们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民间对于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如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

    这就是体制内外的差别,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在当时那个大转型的时代,自然也事属平常。

    朝廷希望维持君权至上之现状;民意(准确而言,是士意)大多数则已倾向于立宪,要求限制君权,造就责任政府;而迫使朝廷接受民意的“砍价”手段,则是革命与暗杀——古语所说“矫枉必须过正”,今人所谓“改革是倒逼出来的”,正是这个意思。

    而革命党人热衷于刺杀体制内改革派官吏,其目的,正在于要摧毁一切有可能延长满清统治的补救措施;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革命早日到来,让革命“早产”。说白了,他们认为不管清廷推出的新政是好是坏,不管清廷的改良是否有益于民、有益于国,甚至越好的政策就越要加以阻挠,加以反对,以免清廷争得人心,使革命更加艰难。

    章太炎曾激烈地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可谓是一语道破了当时革命者的心态。于是,越是提倡新政、改良的清廷官吏,就越会成为他们暗杀的目标。

    显然,如果从后世的思维来看,这些革命党人把革命定义得过于狭隘了,还停留在排满杀满的阶段。如果从长远看,清廷的改革派官吏所做的种种改革(兴学、练兵、巡警、实业),对国家、民族是有益的。

    甚至于,象选派大批学生出洋留学,放宽言论拑制,成立各省咨议局,各省编练新军,都是在培养腐朽体制的推翻者、反对者,而清廷并不自知,那些革命党也没有意识到。

    这就是大多革命党人的认识误区:革命盛,则改良衰,反之亦然;但实情是:革命每高涨一次,则改良亦高涨一次,反之亦然。因为革命党的每一次举事,都是体制内改革派推进改革的动力,是立宪派声势高涨的根据。

    而复兴会的暗杀行动是由陈文强一手操控的,也就相对冷静、理智,目标指向也多是顽固、腐败、凶恶的满酋恶吏,以及对复兴会的行动有阻碍的家伙。其实,这对陈文强来说,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只要知道满清必亡,也就足够了。

    因为,在改良、新政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必然有着新思想,在陈旧体制下必然会不适应,也就会心生不满,成为潜在的破坏者。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倒向革命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同时,陈文强早已经意识到潜伏在体制内搞革命是多么得心应手,多么方便自如。有宽松的话语权,这是朝廷给立宪派人士的,目的是为了从道义上否定革命党;优礼相待立宪派,也就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也是朝廷的一贯方针,从经济、政治,再到军事(商团、民团),立宪派正在合法地壮大势力。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从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来看,与革命党的差不了多少,都是要求爱新觉罗皇氏无条件出让股权,强大国家。但立宪派人士是体制内的,革命党人是体制外的,虽然大家的政治主张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可立宪派人士干了革命党人的活儿,属于国家立宪范畴,是朝廷允许的;而革命党人干了立宪派人士的活儿,却属于乱党,是要杀头的。

    两相比较之下,陈文强自然愿意以立宪派的身份去干革命的工作,干得光明正大,干得没有阻碍,干得风生水起。

    “只须速行立宪,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

    “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言语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何内容?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来塞责,徒靡多金,有何用处?现在日日言立宪,然遥遥无期,恐革命党为患更烈。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身为立宪派新秀的陈文强开始在报纸上大鸣大放,把君宪“嘴脸”暴露无遗,接下来又有江苏省立宪派头子张謇、湖北省立宪派头子汤化龙、湖南的立宪派头子谭延闿等摇旗呼应,呐喊助威,由此逐渐形成了第一次立宪请愿运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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