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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中文网 www.7qzw.com,血路救赎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陈文强在打理着自己的产业,改进的改进,扩张的扩张,新建的新建,既是为自己增加着财富,也为革命积累着资金。同时,也使这个国家薄弱的工业基础能够坚实一些。

    对于革命军的奋战,陈文强只能是从财政上予以尽量的支持,具体的行动他不过多插手。毕竟,他更擅长的还是在工商领域,还是在交结各方人物,为将来的革命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而革命军的批亢捣虚显然是出乎清军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革命军会置压在当头的大军不顾,转而向东西两个方向流窜。是的,在清军看来,这就是流窜。只不过,这流窜来得突然,来得猛烈。

    普洱、临沧相继被合流的革命军攻破,总兵力达到三千多、且装备精良的滇西革命军已经具备了纵横攻掠的实力,被大量抽调的地方清军根本抵挡不住这迅猛的攻势。

    而元江以南,向来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政府的控制力并不强。而土司的实力在历史上的改土归流过程中,又大受打击。这使得革命军掌控地方政权变得相对容易,只要军纪严明,不扰民、害民,甚至没有了苛捐杂税的盘剥,▽,便少有地方武装会与革命军为敌。

    甩开了清军主力后的两路革命军,在东西两面展开了迅猛攻掠。在滇西,革命军势如破竹,地方清军非降即逃,占永德,克龙陵,兵锋直指滇西南重镇永昌(现保山);在桂西,陆荣廷率人马在左右江地区亦是摧枯拉朽,光复数县,歼敌上千。

    而就在这又一次国内震动的时候。陈文强已经由广州出发,前往上海。武汉、上海、琼州这三大地区,正是陈文强的产业之基。而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则是陈文强布局江浙的重要棋子。

    西南、东南,再加上武汉的腹心地位。这就是陈文强设想的革命方略。而要直捣腹心,粤汉铁路便是关键,这也是他几乎倾尽全力的原因所在。

    只要铁路修成,从琼州出动人马便可攻袭广州,然后乘车北上。再加上西南、东南的呼应行动,在长江以南掀起革命高潮,并吹响埋葬清王朝的号角,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而在回上海之前,陈文强还要先到天津。诚挚的邀请已经由人送达了。而对袁世凯。袁老四,袁大头,对这位历史上的“窃国大盗”,陈文强的感情是复杂的。

    德国著名的《历史学报》提到当时大清王朝的四个人,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一是袁世凯,另一个则是端方。

    不可否认,老外的眼光很独到。而袁世凯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也确实与他的能力有关。绝不是投机取巧。一个没有功名的家伙,靠着事功扶摇直上,你能说他全靠钻营和运气?

    而现在,袁世凯虽未失意,但却不如意。

    清廷于一九零六年十一月正式发布新官制上谕。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袁世凯、奕劻等人所希望的责任内阁制(因为在责任内阁制度下,皇权要受制于内阁。万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绪有了出头之日,届时也不能把出卖化皇帝和维新派的袁世凯怎么样,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留后路),而是继续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

    这一次。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旧派,奕劻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特别是袁世凯,他最希望的陆军部居然落空,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而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来看,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在十三个部院的长官中,满汉在人数上看似平分秋色,但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

    由此也可以看出,预备立宪后,满族亲贵专制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而后来慈禧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后来组织的“皇族内阁”更是把这种情况推到极致。

    官制改革的硝烟虽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岑春煊等人的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双方已是势不两立,都想去对方而后快。

    两派的分歧其实并不是立宪与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

    缓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

    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认为大清的国情和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别,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反导致“执政者无权”,那些别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不小”。

    而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

    尽管两派都各有道理,但在清末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危机论”显然更有市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从陈文强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可能回头。所以,即便“危机论”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即便“条件论”更具有理性,对他来说。也全都不重要了。

    但这并不妨碍陈文强从中取利,他的揣摩,他的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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